义和团反帝**是以排外主义的面貌登上近代**历史舞台的。**在《实践论》一文中明确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这一特点。但是，解放以来论及义和团的文章书籍中却很少有人对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必然性进行过科学的具体分析和合情合理的说明。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了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性和进步作用，赞扬义和团的人又往往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反帝爱国的内容实质与排外主义形式割裂开来，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思想，也是**人民反抗**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一 我们通常所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或者说笼统排外主义)指的是什么呢?义和团的中心口号是“扶清灭洋”。在义和团的实际斗争中，所谓“灭洋’，就是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十九世纪末年、廿世纪初年**北方农民的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先说洋人、洋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劳动群众中并不存在对洋人、洋教一概排斥的传统。义和团所以对洋人、洋教采取排斥态度，主要是**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造成的。自从一八四0年**战争起，列强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国的不平等条约。东方这个走到了封建社会尽头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因的野蛮进攻面前，束手无策，一蹶不振，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已经进入了**阶段的西方列强，在世界其它地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广袤的**大地上，任意划分势力范围，竞相分割**领土，肆意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大量对华输出资本，妄图彻底灭亡中因。形势已经把**人民逼迫到这样的地步；或者任人宰割，坐待灭亡，或者奋起反抗，同外国强盗拼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软弱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发动的维新救亡运动失败了，**的农民再一次拿起大刀长矛发动了一场挽救祖国危亡的英勇斗争，力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捍卫民族独立的长城。他们“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他们要求“保护中原，驱逐洋寇”(《**近代史资料选辑》)，使**重归“一统”。集合在义和团旗帜下的广大农民正是抱着这样的崇高志愿投入这场反帝**的。所谓“只因四十余年内，**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佐原笃介：《拳乱纪闻》)，则正反映了**者割据逞能、妄图**，是义和团灭洋排外的根本原因。教土教民的为非作歹是义和团排外灭洋的直接原因。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迅速挤进**广大地域，各省无不有外国教士的足迹，以至边远地带，穷乡僻壤，皆受其祸害。外国教土中固然也有纯粹为了传教的，但更多的传教土却打着传教旗号，充当了**侵略**的工具。一个英国教士公开承认，列强派遣教士“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人地”(宓克：《**教案论》’《发端篇》)，美国公使田贝也说：“这些先锋队(指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美国对外关系，1888年》)这就**裸暴露了传教土的真面目。外国传教土在**干尽了侵犯**、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惨杀、勒索赔款、刺探情报的勾当。他们自立门户，违抗**法令，“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余栋臣**檄文中将“海舶通商，**传教”(《**重修大足县志》卷五)视为**侵略**的两种主要手段，义和团揭帖指斥**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包土杰辑《拳时上谕·杂录》)，表明当时群众对洋教的认识，已远远超出“民教仇杀”范围，初步看出它在**侵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著名的**分子、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樊国梁，一九o—年在巴黎也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性的运动…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国人，其所以杀教友，是因为他们视教友为‘二等欧洲人’，‘二等法国人’，视**教的宣传是为适应我国的利益。(马光普：《樊国梁的一张布告》，《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三期)义和团对教士教民采取那样严厉的惩治手段，主要也是由于他们往时对平民欺压太甚，积怨太深造成的。早在天津教案时，丁日昌就说，教士教民“凌虐乡里，欺压平民…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亡之愤。(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六)清**也担心，总有一天会激成更大的“祸变”，曾于一八七一年由**衙门向各国提出一个旨在缓和“民、教”矛盾，而并不妨碍**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章程》，就是这个东西，也为列强无理拒绝。其后，**各国非但不肯稍事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以**“征服整个**”(《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转引自《近代**史稿》)的政策，教土教民也更加得意忘形，“其焰愈张，其势愈暴”(《**重修大足县志》卷五)，激起一系列教案。每发生一次教案，**列强对**的讹诈就前进一分，教士教民的凶恶气焰就嚣张一分，**人民的苦难就增长一分。到十九世纪末，遍布国中的教会仅外籍教土就有将近三千人，这就在**人**要是农民的头上，除了残酷的封建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外国教堂的压迫，**人民不反抗是不可能的。当时奥国首都的一家报纸说：“**之痛恨教土，隐忍有四十余年矣。即以近六年而论，亦无时不觉洋人之渐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机滋事，思有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事实正是这样。“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义和团有功于**说》，《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义和团运动是**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也是**人民反帝怒火的集中爆发。郁结了几十年的仇恨一旦发泄出来，势必“一决横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不可遏抑”(《有关义和团舆论》)，包括清**的**政策也不能把它**下去。“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佐原笃介：《拳乱纪闻》)愤怒的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以排外仇洋的手段，一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侵略者。他们的行动，尽管伴随着大量**、落后幼稚的成分，仍不失为**人民爱国传统的光辉发扬，不失为彪炳史册的正义行动，不失为漫漫长夜中的巨雷闪电，具有振聋发聩、指示来兹的**作用。再说洋货、洋机器等。义和团焚毁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是占据涿州和进入京津以后开始的。义和团为什么憎恨这些“洋”东西，“见即怒不可遏”，必欲“毁而后快”(《天津一月记》)呢?**侵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富强。他们在华兴办近代工业、交通以及科学文化事业，只是以此为手段，强化其对**的经济掠夺和**压迫，最终使**殖民地化。他们在**兴建近代工业、交通之始，就给**广大人民带来莫大灾难。以修筑铁路为例。**在华修筑铁路，不仅严重侵害了**利权，而且使沿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裸的掠夺。史载：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迂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文明国之野蛮行为》，载《清议报全编》卷十八)一个外国人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他在牛庄时，“有人指示余曰，铁路之经过民田也，正当成熟之时，俄人不给谷值，遽强占之。(贝思福：《保华全书》卷一，转引自《**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各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利益，起来与之抗争，即横遭血腥**。一九oo年初，“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毙平民数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可见，伴随着铁路的修筑，**就给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铁路建成后，沿线旧有交通废弃，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如水手、船夫，纤夫、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的失业。据当时人的粗略观察，“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仅顺天府属州县后来加入义和团的就有四万余人(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实际上，各地遭受失业之苦的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因铁路通车而破产的广大群众，生计断绝，流离转徙，困苦异常，他们直觉地感到铁路、电线、机器等都是“洋人所借 以祸**”(罗憞曧：《庚子国变记》)之物，表示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参加拆毁铁路的群众甚多，并不只有义和团员。如芦保铁路就是这样。奉命前往**的清军统领杨慕时报告：“是匪是民，无从分别”(《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另一目击者艾声也说，“徐察拆路者，多沿途各村愚民”(《拳匪纪略》)。在这里，我们对受欺压受侮辱、生计无着的**农民群众，要有基本的历史正义感，如果因此而指责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是不公正的。洋货的情形与此相同。自从对外通商以来，尤其是第二次**战争以后，棉纱棉布的进口逐年增加。棉纱的进口量在一八六七年仅33，507担，到一**九年竟增至2，748，644担，三十三年间增加八十二倍(参见方显廷：《**之棉纺织业》)。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造成了白银外流，织工失业，广大手工业者的破产。薛福成在一个奏折中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海外文编》卷二)陈炽也认为，“**辟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续富国策》卷四)北方的情形也和全国一样。一九oo年吴汝纶在描述洋货进口对直隶农村所起的影响时说；“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益微。(《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直隶雄县，也因洋油进口造成原有榨油作坊“多已歇业”(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第十四)。这些因洋货涌人而失业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受铁路之害者”一样，总是把自己所受的苦痛与洋货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就会对输入洋货加以干预，展开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洋货运动。总之，**对**的经济掠夺，在**造成广大的失业人群，造成他们自己的对立面。这些破产失业、一贫如洗的农民、手工业者，就成为当时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他们对洋人、洋教、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的憎恨，都是由**对**的经济侵略和**压迫引起的，他们对这些外来事物的攻击，都是对**侵略政策的反抗。列宁在驳斥**分子散布的所谓义和团运动“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等挑拨性、污蔑性言论时说，“是的，**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那一种欧洲人呢?而且为什么憎恶呢?**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那些到**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的权利而同**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的战争》)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代表在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它同德国工人阶级把义和团称作“铁拳”一样，表明了欧洲工人阶级对东方这个处于殖民地危机下的**农民的正义**。它证明：列宁和欧洲工人阶级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是站在义和团一边的，他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看作是对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是什么历史的惰性力量或者封建蒙昧主义。二 从**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侵入**后，在**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