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后的欧洲**、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与东方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世界只是在征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h.w.f.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在希腊哲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因此，追本溯源，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从人种和语言上划分,最原始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三大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利亚人和闪含语系的闪米特人。游牧民族形成以后，便主要生存于广袤的欧亚内**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区。他们以“落”（二三户为一落）的方式，散布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全部财产可以随身带走的简朴生活，而且还必须按季节在冬季和夏季的牧场之间不断地游动，游牧距离常在1000公里以上。只有在冬季或发生天灾**之时，才聚成“部”，“部”的大小不一，少则数十数百户，多则成千上万户。由此也就形成了与有根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轻土重财、游荡成性、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等的无根特质。由于放牧主要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独自面对大自然的肆虐，鹰、狼一类食肉猛兽的袭击或邻人的劫掠，便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英雄精神。加之他们又是以肉食为主，与一切食肉猛兽或猛禽一样，天性就比植食民族嗜血、嗜斗、嗜杀（他们的图腾往往也正是鹰、鹫、狼、熊…等猛兽或猛禽），便更是视弱肉强食为天经地义，唯英雄强权之马首是瞻，认定凭自己的力量获得的东西便都是个人私有财产，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愿任意处置，从而形成游牧文化的又一特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思想，以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私有观念和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在农耕社会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形成**、乃至多民族**的上千年间，分散的、与世隔绝的游牧民族，却始终处于没有文字和历史、没有什么年代变化和地域差别的单一同质状态。直到他们终于面对农耕文明积累起来的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时,才痛感自己的寒酸与落伍。加之周期性旱灾的胁迫，便使他们如影随形一般地与农耕文明形成了不解之缘。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由于发生了世界性超大规模旱灾，便进一步致使游牧民族化为江上波夫所谓的“骑马民族”，开始进行以农耕社会为目标的大迁徙和大掠夺。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从时间上说要比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晚。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一种集贸易、掠夺和殖民三位于一体的、基于天时和力量对比的随机性外拓型战争。具体地说，就是：在风调雨顺或农耕社会相对强盛之时，他们大抵安于相互间的和平共处与“双边贸易”，至多进行一些随机的局部性骚扰；一旦发生天灾**或农耕社会相对衰败之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农耕社会，能殖民便殖民，不能殖民便掠夺，而且只要存在可掠夺和殖民的可能，他们就会不断地进行掠夺和殖民。既然战争的主旨在于掠夺和殖民，他们便如蝗群般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将帅的谋略，而是勇士们的彪悍、勇敢、机敏和相互间的默契配合。为了造就这样的勇士和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军事集团的首领们又实行以敌人的首级**行赏、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把战死者尸体运回便可尽得死者的财产，以及偷一罚十、一夫多妻和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剩余等一系列鼓励强权的政策，进一步将他们塑造成以“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一类格言为人生观，拿**放火当家常便饭，视马革裹尸为寿终正寝的亡命徒。由这样的亡命徒构成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军事集团，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那种精神和**的权威，为了使纯粹是为了掠夺的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和“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就必然实行军事**制，即平时，统治集团的首领必需定期召集氏族长会议，举行**庆典或商讨国事；战时，则必须发扬军事**，而不能独断专行。建立**之后，君主也需接受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的制约与监督而很难实行**。尽管骑马民族所实行的“**”制度，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毕竟开了人类社会**制度之先河。面对各方面的条件皆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他们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刻意推崇尚武精神，连少女儿童也都个个骁勇善战，如萨尔马特（sarmatians）人，甚至形成妇女需杀死数名敌人后才能婚配的习俗。而半是蒙古血统，半是欧洲血统的斯基泰（scythia）人则在女儿初生时，母亲即用铜烙铁烙其**，为了发育时，滋生**之经血，即可集中于右肩及右臂，以便挽弓射箭。他们的男子，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对俘虏的敌人，鲜血就是饮料，人头就是酒杯。凡其行经之处，遇人即杀，遇物即毁。[[i]]（上，p344注、p343）而匈奴人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ii]](上，p316)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基础上，又以军事贵族为核心，联合各个游牧部族，组成精悍的军事集团，依靠战马的优势，采取快速机动的运动战，来对付貌似强大却外强中干，并且由于根的羁绊而注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农耕**。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扮演了“食腐兽”的角色，
与此同时，他们又有如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导致人类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激烈“化学反应”—大迁徙、大**、大**、大融合、大破坏、大飞跃，从而大大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自己却往往像雨水渗入土地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从某些残存的语汇、文物、习俗、传说…中，依稀窥见他们往昔的风貌。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分布于西南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南乌拉尔地区的印欧人，二是西南亚**伯半岛的北支闪米特人，三是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大约自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以降的三十多个世纪中，这三个源头,便有如三个活火山口，先后一批又一批地向农耕世界“喷发”游牧民族部落的“熔岩”，掀起三次历时长久的大规模迁徙和冲击浪潮，往往前辈燃起的战火硝烟尚未飘散，后辈的烽火又接踵而至。上一代的入侵者刚刚融入农耕文明，便又成为下一代入侵者的掠夺对象，或在下一代入侵者的裹胁下，死灰复燃地重新化为骑马民族踏上新的征途。甚至，老一代骑马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又成为新一代骑马民族觊觎和冲击的目标。第一次大迁徙主要是印欧人和闪米特人。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初开始，**伯半岛上的闪米特人便如涨潮时的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对埃及和苏美尔这两个农耕文明社会进行劫掠和入侵，并在两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速、新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和王朝。大抵与闪米特人同时，欧亚内**西南部的印欧人，也先后朝三个方向迁徙；东至印度河流域和**的西北边境；西至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直至大西洋边；南至**高原、两河流域和小亚西亚。南下的印欧人，与从西南亚北上埃及、西亚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又形成南北夹击、犬牙交错的局面。印欧人在其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人融合,先后建立了印度吠陀文明、安息帝国、赫梯王国、依兰和米底王国、波斯帝国、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从而造成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大动荡、大战乱和大融合、大发展。第二次大迁徙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和拓拔诸部落，他们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为源头，主要对**的农耕社会进行冲击。后来由于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西进，又引起前后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欧亚民族的大迁徙。第三次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人，他们以蒙古高原为源头，从1219年秋开始，由东向西横扫欧亚**，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建立了了空前辽阔、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他们所建立的**，便常常有如沙上建塔—虽然好似夏日的狂风暴雨般地所向披靡，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跨民族、跨文化，乃至跨洲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