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为短兵之祖，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存在；但它又被誉为“百兵之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蚩尤造剑。蚩尤（东夷族首领人物之一）是剑的发明者[1]。《管子·水地》：“葛庐之山发而**，金（青铜）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据专家研究，葛庐之山在今微山湖以南至吴越故地一带。从传说的蚩尤时代，经春秋，直到战国晚期，兵器制造都是那里的传统产业，最初的金属剑就是在这一地域发明制造的[2]。《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造五兵，仗刀戟大**，威震天下。古人把蚩尤冶炼金属制造兵器一事加以拟人化的处理，创造出这位战神与金神合一的形象。吴越之地的宝剑最为著名，先秦时期已经得到公认。《周礼·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古人认为吴越两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矿石金属元素含量（地气）适于铸剑，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如果换个地方造剑，就不能做好（弗能为良）。制造名剑几乎成为那里的专利。春秋时代的名剑也因此大多出于这些地区。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2．剑与龙
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对象，由此而来，产生于东南沿海一带的早期宝剑传说，往往有龙形象伴随。《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中提到欧冶子、干将为楚王铸造三把宝剑，其中一剑名为龙渊[4]。把剑和龙的藏身之处相联系，以此衬托剑的神出鬼没，高深莫测。欧冶子在谈到如何铸剑时说：“雨师洒扫，雷公出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这显然是神化之词，不足为信。然而，传说铸剑有蛟龙相助，却是太昊文化的折射，有着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早期的宝剑传说和龙形象相联系，到了后来的剑化故事中，人们索性把剑说成龙的化身，龙是剑的变形，因此也就有了剑气如虹（前篇博文以阐述龙与虹霓的关系）、气冲斗牛的观念和说法。剑乃天地灵气化生而成，与天地之气相接，可以上冲斗牛。后世流传的剑化故事，更是直接把剑说成是龙的变形，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晋书·张华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雷焕推断吉凶。雷焕告诉他，这是宝剑之气上彻于天，宝剑就在豫章丰城。张华就任雷焕为丰城令，掘狱屋果得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雷焕将一剑送张华，一剑自佩。后来张华遇害，宝剑不知去向。雷焕卒，以剑传其子，后来，雷焕之子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跃出，堕入水中。使人下水取之，见到两条长各数丈的龙，原来是双剑所化。3．剑与阴阳观念
相传太昊伏羲是《易》的创制者，即历代相传的伏羲作八卦[5]。铸剑业也是在太昊氏故地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阴阳学说理所当然也凝结于剑文化。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体现的就是阴阳结合观念。《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干将、莫邪夫妇二人铸剑，干将说：“吾师之作冶也，金铁之类不销，夫妇俱入冶炉之中。于是干将夫妇也跳入炉中，铸出两把宝剑，“阳曰干将而作龟纹，阴曰莫邪而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后来的眉间尺故事，就是以此为主要线索展开的。在这个传说中，干将、莫邪既是一对夫妇，又是两把阴阳剑，剑是人的化身，具有阴阳属性。最初的阴阳本是男女两性的抽象，是以两性结合来解说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在干将、莫邪传说中，阴阳学说又恢复了它的原型，男和女分别作为阴阳的代表出现，阴阳渗透就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至于对阴阳剑具体形态的描绘，也是取象于男女两性**官的特征，不过用语较为含蓄。后代产生的许多雌雄剑、鸳鸯剑的故事，都是以干将、莫邪传说为原型而衍生出来的。东夷族太昊氏所创立的阴阳学说，成为早期剑文化重要的哲学内涵。5．文武迭用
剑是兵器，是适应战争需要出现的，剑是战争、**的象征。凡是铸剑业发达的地方，都以武勇善战著称。蚩尤是剑的创制者，又是以征战闻名的原始部落首领，黄帝几经周折才最后战胜他。蚩尤后来成了战神，出兵作战都要祭祀他。随着历史的发展，剑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它在继续作为**象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装饰品，对人起美化作用，具有温文尔雅的性质。《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剑的文武兼备的性质进一步得到强化。如著名的“季札观乐”故事，吴国公子季札很有修养，身佩名剑出使列国，他不是在炫耀**，而是从事和平外交活动。剑是构成季札文质彬彬形象的重要因素，是他文饰服饰的有机组成部分。屈原《九章·涉江》在描写本身的服饰时写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即长剑，陆离，美好之貌。屈原把长剑和切云之冠作为自己人格的寄托，依然是文士的打扮，长剑是美好品质和独立精神的象征，并不含有杀伐之意。后世文人墨客把剑视为饰物，抒以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这种风气在唐代尤为盛行，仗剑远行是唐代文人的惯常行为（比如李白等）。文与武，战争与和平，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都被剑文化所容纳，呈现出矛盾的统一。6．剑与道家和道教
道家将剑文化融入自己的体系时，主要是以剑的变化无方衬托道的形而上性质和穷神入化的功能，并派生出相应的方术。先秦道家思想对剑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吸收的过程。老子对剑文化是抵触的，他猛烈抨击身佩利剑到处夸耀的人[6]。到了列子，剑不再是道家的对立物，而被视为道性的体现者。《列子·汤问》篇以剑喻道：“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7]三剑的共同特点是不伤害外物，以此象征道家退柔守弱、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另外，三剑在具体形态上若有若无，以此象征道的形而上性质。《庄子》一书中也常常以剑喻道。《说剑》一文通篇以剑喻道。作者最推崇的是天子之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剑的运动不受空间限制，它的运动范围是不确定的，也是没有界限的，这正是道的超时空属性的写照。文中还以剑术象征道术：“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意谓真正通晓剑术的人虚心忘己，开通利物，感而后应。这分明是道家虚己游世之术，是体悟了道性的人生哲学。后来的道教信徒，不但佩剑云游，而且以剑术相传，这其中有对道家精神继承的一面。吕洞宾精通剑术，他的诗中多次提到剑，其中《得火龙真人剑法》：“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全唐诗》卷八五六）吕洞宾佩剑，学剑，舞剑，把两卷道书和三尺剑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苕溪渔饮丛话后集》卷三八引吕洞宾自传语：“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晒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是吾之剑。他把道视为无形之剑，自己所佩的剑也成为道的化身。道教武当派祖师张三丰好道善剑，所创武当剑法为天下一绝。剑与道教相结合还产生出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把剑文化中的巫术色彩更加强化，被诠释成为驱邪辟邪的工具。道士手执长剑，口念咒语，烧符贴录，就可以降妖除鬼，治病延年。剑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向，实际上是把剑文化引向巫术化、宗教化。7．剑与侠
如果说把剑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家，那么，把剑与侠联系起来的是墨家。墨家崇尚侠义，“死不旋踵”，在急人所难时，还以剑示人以**。这就为剑与侠文化的沟通打下了基础。佩剑而行，仗剑远游，在先秦直到唐代都是一般士人的的装备，这期间也是侠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谁，都可以凭着腰间三尺宝剑，达到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目的。这时，剑文化被赋予了正义之气，成为排除不平的象征。8．剑与正义、正气
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进入民间意识渗透，成为民间下层百姓渴望正义、惩恶扬善愿望的载体。飞剑斩邪。剑不再是有形之物，而是某种异己力量的体现。剑可以不借助人，就可以实现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行为，剑光一山闪，妖魔既被斩灭或逃遁无形。龙吟剑鸣。得天地正气的剑，只要感觉到人间有不平或妖魔存在，就会自“鸣”出鞘，以示正邪不两立，正气压倒邪气。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正是基于剑文化的这些特征来抒发内心不平的。慧剑斩情丝。剑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可以调节英雄内心，使人的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在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慧剑”会及时出现，助英雄一臂之力，所谓“慧剑斩情丝”，就是用剑的正气，来化解被柔情缠绕的英雄的内心，让英雄醒悟，“不畏浮云遮望眼”，将儿女私情抛于脑后，去做于国于家有益的大事业。总之，剑文化在东夷文化原始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变异和丰富发展，其中既有民间意识的渗透，也有巫术、宗教文化的浸染；既体现出“人化的自然”属性，也体现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可分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