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
摘 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意义,
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
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
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
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
百年,以**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
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
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
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
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
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
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
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制度
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
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
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家和军事
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成就了北
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
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
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
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
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
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
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
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
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
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
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
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征服“楼兰、
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
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
平原**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
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
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
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力量
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
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
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
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
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
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
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家,
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
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
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
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
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
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
匈奴****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
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
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
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
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
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
(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
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
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
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
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
战能力。3.作为**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
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
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
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
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
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
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
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
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
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
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
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
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
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
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
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
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
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
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
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遂派遣
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
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
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
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
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
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
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
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
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
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
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
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
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
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
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
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
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
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
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
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
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
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
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家说匈奴
“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
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
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
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
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
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
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
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
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
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
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
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
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
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
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
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
事。[1]2900
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
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
(前66年),“匈奴怨诸**击车师,遣左右大将
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
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
“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
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
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
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
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
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
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
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
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
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
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
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
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
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
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
“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
奴**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
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
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
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
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
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
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
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
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
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
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
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
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
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
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
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
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
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
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
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
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
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
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
俗,专为**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
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
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
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
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
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
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
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
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
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
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
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
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
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
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
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
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
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
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
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
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
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
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
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
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
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
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
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
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
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
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
**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
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
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
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
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
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
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
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
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
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
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
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
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
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
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
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
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
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