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宋仁宝元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可是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三川口之战
北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月，西夏景宗元昊进攻宋朝。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却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同年七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偷袭，遇到西夏**重重包围。刘、石二人率军与夏军苦战，西夏**损失十分惨重。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西夏又增援了大量**。元昊多次写信劝降刘平，但刘平宁死不屈。最后，西夏**猛攻宋军驻守的山坡。由于宋军人数太少，刘平、石元孙被俘。后来由于宋将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西夏**才被迫撤离宋朝境内，延州之围才得以缓解。三川口之战中，虽然宋朝成功抵御西夏**的入侵，但是损失太多，而且宋朝甘陕青宁边境的防御也处于被动地位。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但由于当时宋朝有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在，所以西夏**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韩琦不听范仲淹劝阻，固执己见，派环庆副都署任福率军五万余人，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抵羊隆城（今宁夏固原西南部），出夏之后，伺机破西夏，殊不知西夏伏兵正等着他们。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正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与西夏**战于张义堡南，杀死几千西夏**，西夏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夏军佯败，任福中计，随尾追击。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已是十分疲惫。追至好水川，遇元昊的西夏**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任福等大将战死，几乎全军覆灭。好水川之战，宋朝再度失败。宋仁宗闻知后震怒，贬韩琦、范仲淹。定川寨之战
范仲淹等人被贬谪以后，西夏又开始商议攻宋大计。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谋臣张元向景宗皇帝献计。张元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都聚集在宋夏边境地区，而宋朝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的**，使宋朝无暇估计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大规模进攻宋朝。一路从刘燔堡（今宁夏隆德）出击，一路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部）出发向渭州发动攻击。宋将王沿闻知急忙派葛怀敏等人率军增援刘燔堡，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的重围，宋军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余人近全军覆灭。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西夏士兵全军覆灭。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南宋与西夏关系的发展演变 金人夺走西夏占领的天德、云内两州，又凭借**索回河东八馆之地，引起西夏的极大不满。为了缓解西夏的怨怼情绪，金人又答应“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注：《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作为补偿。建炎元年（夏正德元年）十月，“通问使傅雱见金左监军希尹于云中，希尹以国书授雱，为夏国请熙宁以来侵地，盖彼既夺其地，乃责赏于宋以报之”（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但夏与金的关系，从其建立伊始，到西夏灭亡，始终未达到夏与辽联盟时的那种亲密程度。西夏对金一方面低首称臣，另一方面则严加防范。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自建炎以后，南宋每与金发生激烈战事，宋臣大都主张与西夏修好或联络西夏作为牵制金国的力量，尽管这种努力常得不到西夏的响应。高宗即位之初，在讨论如何措置金兵入侵所造成的危局时，朝臣们多主张联合西夏以牵制金兵。大臣唐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其中一款是“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使相犄角，以缓敌势”（注：《宋史》卷四四七，《唐重传》。宝文阁直学士赵子崧在上建三屯之议时，亦主张罢去熙河五路进筑不属紧要控扼去处的堡寨，“明谕夏人，以示德意”（注：《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条。翌年宋廷遣主客员外郎谢亮出使西夏。《三朝北盟会编》在建炎二年（1127）八月二十九日主客员外郎谢亮抚谕夏国条下记事云：先是春初，夏人谍知延无备，有可乘之机，宥州监军司忽移文本路，称大金以延割隶本国，须当理索，若敢违拒，当发大兵诛讨。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即口占檄词曰：“金人初犯本朝，尝以金肃、河清卑尔，今谁守之。**奸臣贪得不恤邻好，以至如此，贪利之臣，何国蔑有，夏国躬蹈覆辙。比闻金**自泾原径捣兴灵，方切为之寒心，不图，尚欲乘人之急，幕府虽士卒单寡，然类皆节制之师，左支右吾，尚堪一战，能办此何用多言。径檄兴中府，因遣谍间其用事臣李遇，伤虏主，乃谋移檄贺兰司，忽亦缩甲不敢复言。故朝廷议遣人（使人？夏国，乃诏主客司员外郎谢亮往抚谕夏国，以继旧好。亮至陕西，庶又移书于亮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者，专之可也。夏国为患至小而缓，金人为患至大而速，方黠虏挫锐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纪极，占据同、华，畏署休兵，阁下能仗节督诸兵将协同义举，漕臣应给粮饷，争先并进，虽未能洗雪前耻，而亦可以驱迫渡河，全秦奠枕，徐图恢复。夏人秋稼未登，饥饿疲赢，何暇兴兵，庶可保其无他。亮不听。亮自环庆入夏国，使还，夏人随之以兵，掩取定边，而延无惊报。（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炎兴下帙十八。谢亮使夏，《宋史》本纪和《夏国传》均系于建炎二年正月。王庶传檄夏国，《宋史·夏国传》和《系年要录》卷一六均系于建炎二年六月。虽然王庶认为联络西夏对抗击金人作用不大，但与西夏修好或者至少使西夏不再乘火打劫，则是南宋初期对夏的基本方针。宗泽在《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中就请高宗“遣知几辨博之士，西使夏，东使**，喻以祸福。两国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扫荡”（注：《宗泽全集》第88页，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宋在金的打击下，国势衰弱，已不能以宗主国或强国的身份对待西夏而西夏国主对宋使者的外交礼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谢）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蹑其后，袭取定边军”（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显然，弱国无外交，此时几不能立国的南宋求和好的信号，自然不能得到“偭乡无常”的西夏的积极回应。建炎三年（1129），张浚主持川陕军事，谋北伐，“欲通夏国为援，奏请国书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注：《系年要录》卷二十五，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复以主宾客司员外郎谢亮假太亮卿，权宣抚处司参议官，再使夏国”，“乾顺已称制”，“迄不得要领而还”（注：《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一》；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此处所言“乾顺已称制”，大致是指西夏不愿再以藩臣事宋朝，而谢亮出使前，张浚也已预料到西夏可能不以宾礼待宋使，故所修国书“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由于西夏不再向宋称臣，宋用敌国礼，“毋复班历日”（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并且从此宋与西夏的礼尚往来，均由朝臣边帅与夏国主直接联系，宋帝不再颁赐诏书，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也至此宣告结束。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金在决定是“并力南伐”，还是“先事陕西”时以为“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夏，然后取宋”。亦即“欲置江淮，专事陕服”（注：《金史》卷四十七，《宗翰传》。于是金集结重兵，攻打陕西。是年同月，金兵在富平大败张浚统领的宋军，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注：《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翌年春金军由陇东而陇西，陇西而陇南，“陕西尽入于金”。其后金军欲乘胜由陕西挺进四川受到吴玠兄弟率领的抗金力量的顽强抗击。然而，金兵占领陕西以后，仍然没有履行割陕西北鄙地的诺言，而是依旧把麟、府、延诸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且把“既弱夏国”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这无疑使西夏统治者感到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注：参见《西夏史稿》（修订本）第119～120注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绍兴初，宋川陕宣抚使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兵后，希望能与西夏联合，共同对金，便给夏国主乾顺写了一封信，但未得到回答。及金在夺取宋陕西并赐给刘豫伪齐政权，而不兑现先前许愿划给西夏环、庆二州的承诺后，乾顺出于激愤，便送来了回函，金夏交恶，“夏国屡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吴也上奏朝廷说：“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此后，西夏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过攻略金城地的机会。当金宋议和，废除刘豫伪政权之机，西夏遂于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1139]）三月攻拔府州（注：《系年要录》卷一二七。这年，原伪齐（金）知同州李世辅（注：李世辅，字君锡，宋绥德军青涧人，年十七，随父从军。金人陷陕西，被迫任金职，知同州，绍兴八年十月计擒金帅撒里曷推之堕山崖下，奔夏。见《重刊宋朝南渡十将传》卷三·李显忠。“说夏国发兵，可以取陕西五路，夏国主信之，发兵五万，别差都统与世辅共总兵政，以宰相王枢监其军，长驱至延安府二十里下寨”。时值金宋议和，金以河南、陕西之地归宋朝，废伪齐，世辅遂缚王枢归南宋（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炎兴下帙九十五，卷一九七，炎兴下帙九十七。《系年要录》卷一二九，《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均作招抚使王枢。五月，宋廷赐名显忠。六月壬申，签书枢密院事楼炤承制以李显忠为护**承宣使，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率部兵及夏国招抚使王枢赴行在（注：《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约与此同时，夏国主乾顺死，其子仁孝即位，时年16岁。宋廷欲乘夏权力变动之时与夏国恢复朝贡关系，“命枢密行府与之通书”，而楼炤又建议“宜且纵（王）枢还”（注：《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西夏扣关》。九月己卯，因与金人议和划界已定，“命延、秦凤、熙河路招纳蕃部熟户及陷没夏**民”。冬十月甲寅，又召王枢入见，并还近所获夏国之俘百九十人归之（注：《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翌年三月，宋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奉诏委知保安军杨顺与夏人议入贡事。《系年要录》记其本末云：初，夏国招抚使王枢自行在归，送伴官王晞韩护之至境上，夏国三司郎君为晞韩言：本国荷朝廷送还枢等，乞叙旧日恩信，两国通和，约三月望日修公牒，来保安军入贡。韩不疑其绐己，闻于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枢病不至，三司者为顺言：“吴七请和于我，我不之许，今诚结好，汝家国势非前日，约我兄弟可也。顺怒报曰：“王枢在都堂，摇尾乞怜，请归求盟为臣妾，朝廷厚赐以遣我，岂须汝盟邪！三司曰：“枢苟生语耳，是事在国主，在宰相，岂预枢事。晞韩言不已，三司出一纸，书曰：王枢至，备陈秦仆射召至都堂，有欲与夏国讲和之意，息兵睦邻虽属美事，然须遣使临边计议，赴朝献纳藏之秘府，此为定式，与晞韩所申不同。顺以书还，三司不复出，录其语以示帅臣郭浩、世将备奏其事，后竟无耗（注：《系年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条。《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宋金订立绍兴和约后，宋夏与金均处于相安的局面。而夏宋间因地理阻隔，很少有直接的联系。据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闵的上书，西夏此前曾“两使南朝，其礼义文法，非他国之比，自是观之，则知西夏恶金人，喜**可知”（注：《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但这两次来使均不见于《宋史》本纪，谅必是不甚重要的一般往来。绍兴三十一年（夏天盛十三年[1161]），金完颜亮发动企图兼并宋的战争。十月庚子，宋将刘锜等檄告契丹、西夏、**、渤海、塔坦诸国“惟彼诸蕃之大国，久为钜宋之欢邻，玉帛交驰，尚忆百年信誓，封疆迥隔，顿疏两地之音邮，愿敦继好之规，共作侮亡之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