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正当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大军攻克山东之时，年满四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与欢呼声中，在应天（南京）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改应天府为南京，立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都加官进爵，赐予庄田。就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牧童和四处乞食的苦行僧，经过艰苦奋斗与浴血拼杀，终于成了继汉高祖刘邦之后，又一位起于蓬蒿的“布衣”君王。还在明王朝建立前夕，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议事，他给大伙儿出了个题目：曾经横扫欧亚的强大元帝国为何会迅速土崩瓦解？不久将诞生的新王朝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足智多谋的高参刘基（字伯温）站起来朗声道：“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整肃，然后才能实施新政”。元璋听罢，甚觉有理，他补充道：“元以宽仁失天下，我深感今后大明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律法，以法治国”。根据朱元璋的诏命，《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开始紧锣密鼓的加紧进行，几经修改，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史载，《大明律》比《宋律》、《元律》（又称《至元新格》或《大元通制》）严厉许多。大家知道，地域辽阔的元帝国是蒙古军事贵族孛儿只斤氏家族靠**建立起来的，忽必烈征服中原、统一全国后，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继承并推广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平定中原后，把全国各族民众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为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较早被蒙古骑兵征服的钦察、乃蛮、唐兀（西夏党项人）、阿速、畏兀尔、**以及中亚、东欧等地区的人；第三等为汉人，蒙古文献称“汉儿、乞塔、札忽夕”，指**北方原金朝境内的汉族人以及契丹、女真、**人等；第四等是南人，也被蔑称为“**、新附人”，指最晚被蒙古军征服的淮河以南（原南宋统治区）地区的各族人民。除了严格的等级制之外，元朝还实行身份等级制度，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六工、七猎、八**、九儒、十丐”，知识分子被排在第九位，明显遭到歧视，地位甚至不如****，这种做法更是让汉族儒士和地主阶层普遍不满，以**为主的严重危机，让元王朝短视而野蛮的统治再也无法长期持续下去了。元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乃至无法调和，民众对元廷腐朽统治的反**趋激烈。史载，在江南某地，有明教中人在村头公然打出横幅，上书：“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在愤怒的声讨中，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大**徐徐拉开了帷幕。在此起彼伏的元末大**中，以地位最低的南人反抗最为激烈。**者利用明教、弥勒教、**等宗教形式，号召吃糠咽菜、苦无生路的底层民众奋起抗暴，发端于江淮的星星之火，最终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遍布大江南北的红巾军**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荡涤着日趋衰落的蒙元统治。一直到元至正二十六年，小明王韩林儿被廖永忠（疑似受元璋指使）溺死瓜布江中，红巾大**的浪潮才逐渐消退。而最终领导反元斗争胜利的朱元璋也是出身于淮西红巾军序列。从红巾军大**开始，到1367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徐达北伐军摧枯拉朽的战力所惊骇，被驱逐出大都（今北京）逃往漠北草原。一个史上地域最广袤的强大马上帝国在短短十多年的战火硝烟中就迅速轰然坍塌了。元朝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马上失天下，可谓简单粗暴。剽悍善战、所向无敌蒙古骑兵，以及蒙古（元）帝国—这个靠野蛮征服的强大战争机器，在征服中原地区后迅速**，因此也决定了元朝在历朝历代所有王朝中，其在中原统治基础最为薄弱的。元朝对**的统治只持续了短短98年。在元朝不到百年的统治中，其上层统治者受中原先进农耕文明的影响，迅速汉化。到了元末，蒙古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的主力是色目人和汉人，蒙古人成了食利者，草原子弟特有的血性与尚武精神也一点点消退。到元朝灭亡时，蒙元帝国赖以维持的强大**—蒙古**之强悍战斗力与勇武精神早就荡然无存。很明显，实力衰退严重的元朝统治者依然用数十年前的想法和作为来治国理民，不愿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就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像蒙元这样一个观念落伍的短命王朝，以**出名，在统治区实行严酷的民族高压政策，为何朱元璋还认为它“以宽仁失天下”呢？而且刘基等登高望远的大儒为何都有类似的看法呢？元朝的“宽仁”究竟体现在哪？人们在研究元史时，往往将元世祖忽必烈说成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始作俑者。这也没错，蒙元统治者将全国各族民众分为四等，其中对汉人尤其是南人防范甚严。但忽必烈还有另一个面孔，恐怕鲜为人知。他曾努力消弭民族界限，征调汉军、南军（主要是南宋降军）为护卫（侍卫军），征用汉人、南人在各级官府以及**中任副职，使表面森严的民族界限有所松动。查阅史料得知，元朝实施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还是以阶级压迫为主的，**与斗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在元代，决定人们社会阶层与**地位的，绝不是单纯的民族成分，主要是看你出自什么阶级，史料中大量记载过，在第四等级南人中，地主、富豪的利益并无损害，甚至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保护。相反，位居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的劳动者，也受到贵族的残酷压榨，生活极端穷困，不少人还破产沦为贵族的附庸甚至奴隶。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元朝的统治虽不如宋朝，但也没有倒退到哪去，其律法也没有严酷到让人闻之色变的程度，尤其对官员以及上层社会很是宽容，甚至有些“宽仁”，对犯有过错者大都是“罚俸”、以实物抵罪、或充军流徙，很少大肆**.因为律法过于宽容，元朝官员的行政效率颇低，贪腐现象也很严重。但因此否定忽必烈所做的努力，显然有失公允。当然，良田改牧场的事确实发生过，后被忽必烈明文禁止，采取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策略，使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军事大**也有，也是忽必烈明令出征将帅禁止大肆屠戮，征宋的元帅伯颜听命就做到了不嗜杀无辜。元朝统治者对文人的态度也很宽松，虽然地位低贱，但并不妨碍其潜心创作，很少兴“**”，否则你怎么解释元曲能成就一代辉煌？能产生“元曲四大家”和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杰作？元杂剧更是巨匠、佳作迭出，元代的绘画更是引领一代潮流，历史影响深远。假如元朝统治集团“不宽仁”，社会环境压抑晦暗，能涌现那么多名家以及伟大作品吗？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鉴于历史经验以及前朝的兴亡得失，特别是感于“元以宽仁失天下”，于是制定了一套刚猛严厉的《大明律》，其条款繁杂细密，严酷异常。明朝统治的戾狠刻薄，和元朝所谓的“宽仁”截然相反。《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论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族、同居之人，只要年满16岁一律同罪，都要处死（诛三族）。对于官吏贪赃纳贿，处罚也异常重，“明律”规定：犯有贪赃罪的官员，一经查实，一律革职充军，发配到苦寒荒寂的北方边地去服苦役。官员若**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酷刑。命在各州、府、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刑场，**被验明正身后，押到这里，先斩首，将首级挂在杆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在衙门公堂两旁，用以警示、告诫继任官员。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带头实行，而且执法毫不敷衍、相当严厉，在**古代二十四姓帝王中确实少有。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违反禁令私贩茶叶到陕西牟利，被人告发后，被朱元璋立即下令处死。朱元璋唯一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因违法乱纪被他毫不留情地**，后经马皇后求情，改为削夺一切官爵，贬为庶民。开国元勋汤和的姑父，自以为有靠山，隐瞒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得知后也依法将他处死。鉴于元朝“以宽仁失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朱元璋执政的30年间，公开兴起了几场**大狱，其中动静最大的当属郭桓案。史载，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一起**舞弊，私吞倒卖官粮。朱元璋震怒，命刑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出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最后案情尘埃落定，私吞倒卖的官粮达2400万石，折银是个惊人数字。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郭桓、赵瑁、王惠迪等人斩首并弃尸街头；六部侍郎以及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上万人被处死；还牵连出各级官吏数万人被逮捕下狱，严加惩治。各地被卷入郭桓案的官员、富绅，被抄家、处死、充军者不计其数.
明朝的“严”和元朝的“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朱元璋通过空印、胡惟庸、蓝玉案大肆为子孙“削棘”，共有十五万人因之罹难，大明庙堂为之一空。在他以及继任者煞费苦心的努力下，用霹雳手段，使明朝得享**276年，比相对“宽仁”的元朝多“活”了178年。【插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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