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为什么死？她是否非死不可？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首先，她的“罪与罚”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她的“罪”导致了死作为“罚”？其次，是否死必然是“罚”？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安娜到底犯了什么“罪”。说这个话题并不讨好。因为安娜太漂亮，太有活力了，人人都像伏伦斯基一样喜欢安娜。但我们必须公正一点，暂时抛开自己的喜恶来看这个问题。在回答之前要记住两个前提。第一个是，托尔斯泰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有时还是过分的道德主义者。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和之后写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人如何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所持有的道德标准比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要严格得多。第二个前提是，这本书是双主角的拱形结构。虽然以安娜为名，但她的戏份只占一半；和她平分秋色的人并不是相恋的伏伦斯基，而是一个几乎不相干，只见过一面的列文。然后我们来看，安娜到底犯了什么“罪”？首先，安娜犯下了最普通的罪：背叛家庭，对丈夫不忠。这本书的起源是托尔斯泰从一个法官朋友那里听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出轨的妻子卧轨**。托尔斯泰以此构思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草稿。在草稿里，托尔斯泰想把安娜写成一个有罪的妻子，因为背叛丈夫而死。虽然后来构思发展了，人物变多，关系变复杂，小说从中篇变成超级长篇，安娜身上的活力也更加显现，但安娜身上的“原罪”还是保留了下来。她不忠于家庭，背叛丈夫，这个阴影—尤其托尔斯泰来说—始终是安娜头顶的乌云。无论安娜是否有意，卡列宁和安娜的儿子谢辽查，是受到了安娜的伤害。其次，安娜还有另一重罪，那就是过剩的**。虽然正是她身上的活力招引了我们的喜爱，但安娜的经历还是说明了，在这个社会上，单纯出于**（爱情）的结合最终将会招致悲剧。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完全是不计一切的。安娜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妇女，过着普通但谨慎的生活，后来却因为爱情，不惜冒大不韪寻求离婚，说明主导她行动的已经完全是爱情。但这种爱情，却是社会所不能容纳的。安娜被上流社会驱逐—这可以从剧院那场戏看出来—不仅仅因为上流社会势利和虚伪，而且因为上流社会看出了安娜身上的可怕。她过剩的**必然摧毁人们因为相互需要和妥协而建立的社会。比如，对于那些不能大胆去爱和表露感情的人，比如被安娜背叛的丈夫卡列宁，社会就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安娜迸发出来的过剩的**，就连伏伦斯基自身也无法容纳。要知道伏伦斯基出场时是青春少女吉娣心中的恋人，后来追求安娜，为了和安娜结合，不惜放弃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军事上的功名，甚至离开熟悉的城市生活，到外国和乡下建立和安娜的新生活。但即便做了这些，还是不能满足安娜的**。她和所有深陷爱情之中的人一样，总是想要更多。在书的后半部分，安娜被怀疑和嫉妒折磨，疑心伏伦斯基移情别恋。这种过剩的**让伏伦斯基受压，无法和安娜交流，更让事情恶化。安娜最后出走的直接原因，正是她对伏伦斯基的猜疑。安娜的第三重罪在于，她无法建立新的关系和生活。安娜身上是有不足的。她漂亮，有活力，是“生活之神”，但她却没有学习和反思的意识。这种缺陷要和另一个主角列文的对比才能看出来。第一男主列文踏上的是和安娜同样的道路：寻找爱情，建立新生活。但书的结尾却是，列文得到了家庭，安娜得到了死亡。列文到底做对了什么？首先是吉娣和列文懂得从周围人的生活中教育自己。吉娣在被伏伦斯基拒绝后出国治疗心伤，在华伦加的身上学会了善是奉献。后来和列文结合时，吉娣已经不再是无知少女了，可以熟稔地处理家庭事务。列文也从哥哥的死亡、自己的打猎等事物中学会了许多东西。更重要的是，列文拥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大地上的田园生活。向吉娣求婚失败后，列文虽然伤心欲绝，但还是回到乡村，继续割草和种植庄稼。他领悟到自己的心灵能够在数千年的生活传统中得到支撑。而安娜却不曾有这种支撑。在伏伦斯基之前，她只有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不自觉的活力。在伏伦斯基之后，她就飞蛾扑火，只把爱情当做生命的唯一支撑，以至于当爱情消减或暂时隐匿时，她就无处可去，只有一条路：死。可以说缺乏某种坚实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支撑，也是安娜的一种“罪”，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然后我们来追问下一个问题，是否安娜的“罪”必然以死做“罚”，难道不能有其他的“罚”了吗？以及，是否“死”就仅仅是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先回到小说的开头。严格来说，小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那句家喻户晓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在这句之前，小说还有一句题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出自《新约·罗马书》，原文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它表明的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安娜的行为，无论安娜如何自我评价，最后审判一切的是“我”，是一个超出人类自身的道德和行为主体。这就是普鲁斯特所说的，“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有一个安详的神道的审判”。虽然安娜犯下了许多的“罪”，但都不是必然会带来死。带来死的还是那个“我”。在这个意义上，安娜也是不幸的。如同大部分人一样，她在这世界上都要听凭某种天命。正是这种罪不至死的“罚”，才让我们既感受到另一个主体的恐怖和严格，也让我们为安娜的悲剧而叹息。但是另一方面，当安娜正对飞驰而来的火车时，她却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死亡既是安娜所领受的“罚”，也是安娜所领受的恩赐—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用受人世和爱情之苦了。同时，安娜也用自己的死惩罚了其他人。它既让伏伦斯基变得消沉，只想一死了之，也对虚伪的社会关系做了一次无情的讽刺。这就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双重含义所在。“我”超出一切，永远是公正的，既要为被安娜伤害的人“伸冤”，也要为被伤害的安娜“伸冤”。当然，安娜之死带来的教益绝不是这几点所能说明的。它值得我们永远探索下去。（安娜走下火车，看到了伏伦斯基和一个在铁轨上惨死的看路工。第一次见面时的血预示了后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