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是个好东西也是个坏东西。不在乎的时候就是好东西，在乎的时候就是坏东西。那些沽名钓誉之辈永远也不会懂得真正的名誉来自哪里。因为受到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名誉很在意，所以不乏一些沽名钓誉之辈，为了自己的名号而做出违心背德的事情来。刘墉作为一个知名的文人，却很少有作品传世，他好像一点也不看重自己的名声。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乾隆的驭臣之策，就不难明白刘墉所深含的大智若愚糊涂自保之道。低调的才华也正是乾隆欣赏他的一大原因。乾隆对臣子们的好名习气很是不满。在他看来，臣子们越来越好名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皇室的权威。所以他经常给那些喜欢沽名钓誉的人一些教训，甚至实行大动作，大开杀戒。乾隆曾非常严厉地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可见，乾隆对此已经十分生气。但是好名作为一种封建传统，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向往，很难说停止就停止。当接二连三的警告没有什么效果之后，乾隆产生了用大狱震慑人心的想法，于是，尹嘉铨案爆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在巡幸五台山回京的途中，在保定短暂停留。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9即尹嘉铨趁机递折请求为他的父亲请谥，并从祀文庙。当时，尹嘉铨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举竟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尹会一是尹嘉铨的父亲，为直隶博野县人，乾隆初年曾出任河南巡抚，名声一向不错。他信奉道教，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著作。做官时他也很注意积德行善。回乡定居之后，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这个老夫子平日最敬佩的是康熙朝的汤斌，认为他不愧为本朝道学第一人。由于对汤斌的仰慕，尹会一在河南巡抚任上时，曾奏请汤斌从祀文庙，虽然没有得到朝廷的获准，但却抬高了他的身价，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一时间名声大噪。尹嘉铨从小生活在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对道学有一定的研究。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尹嘉铨是举人出身，先后做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迁升为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时间不长，即因年老回归故里。尹嘉铨在仕途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有悖“圣意”。谁知这个迂夫子退休还乡后还是没搞明白，仍然一味迷道，不知察言观色。乾隆先看了尹嘉铨的第一个奏折之后并没有为他的孝心所感动，反生厌恶之情。乾隆的想法是：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字，都是一件十分郑重的事，因为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评价，因此应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而这个尹嘉铨，仅仅为博取孝名而请谥，这样成何体统?想到这里，乾隆提笔在尹嘉铨奏折上批谕：“谥乃**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没想到尹嘉铨非但没有领情，还火上浇油上了第二个折子，一下子把乾隆逼到了死胡同里。他的第二折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然后引出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人也都在汤斌之亚，也统统应请准一并从祀文庙。这一下乾隆真的火了，竟然有人要威胁他做事，大有一副不给谥号誓不罢休的样子。当天乾隆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给他们看，同时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财及家产。另外，乾隆还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乾隆从此对讲学很是厌恶，他认为这样的风气最终必然会危及帝王的统治，让每个民众心里都长草。正所谓“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于是，乾隆自即位初期就特别注重打击朋党，压抑讲学之风。他曾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学先生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祸殃。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尹嘉铨却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倒还罢了，却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尊崇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道学名臣，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对此当然很愤怒。遵循乾隆旨意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从尹嘉铨所著各书中，除了查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还另外找出尹嘉铨“狂妄”之处。原来，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并不是帝王的专利，但不巧的是，乾隆也恰好正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这就把“古稀”给垄断了。谁知年逾七十的尹嘉铨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为号，结果就被斥为“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乾隆命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著述共八十二种，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各省查缴尹嘉铨文字作品的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直到当年十二月才基本结束。由此可见，乾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尹嘉铨案，向所有文武大臣阐发“本朝无名臣”的思想。他说：“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臣。乾隆否定名臣的存在，实际上是刻意贬低臣子们在**中的作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通行饬禁地方官建德政碑，离职时令百姓制造衣伞、脱靴等邀名之举等也是为此。因而，出身名相之后的刘墉，晚年在乾隆“本朝无名臣”的思想影响之下，变得苟安自适，无所作为。不仅牢记将盛名归于皇上，而且也从不做那些沽名钓誉的“邀名”之举。看过乾隆整治尹嘉铨的事例，应该明白为什么作为大书法家和著名诗人的刘墉，却很少有作品传世了，因为刘墉是一个很谨慎很有大局观念的臣子。除了当时“**”的震慑作用以外，从刘墉本人的为官之道出发，他也不会去过问这方面的事。“**”的是非暂且不提，而沽名钓誉确实是不应该存在于官场的东西。这对于为官者而言是个高度的危险品，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陷入危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