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时常被人当作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中所包含的变化有几个层面。从文化来说有文艺复兴：书籍的制作成本随着印刷的引进大为降低，读书识字的人数增多，其兴趣也开始超越圣经、神学与逻辑，转向古典时期，特别是古罗马遗留下来的拉丁语文学、历史与哲学著作。从信仰来说有宗教改革：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教士有着独立于罗马教廷的神学思考，在十六世纪要引发教会的大**，造成**教与新教之间的血腥争端。从经济上来说有航海大发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探险，使得原本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地处偏僻的欧洲，找到一条通往经济发达的亚洲地区的直接通道，又找到有许多自然资源的美洲**。从军事上来说有火**火炮的应用：攻打城池有赖于火炮的威力，中世纪战场上的重装骑士被带**的步兵列队取代，由此带来军事的**与**的变革。但是1500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后人回头看过去，才会注意到深刻变化的开始，活在当时的欧洲人却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些变化都是长时段的，历时几个世纪：文艺复兴从1300年间开始算起，到近1600年前后结束，有三百年时间；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与宗教相关的战争却要闹到1650年前后;航海探险在1500年之前已经有上百年，联通亚洲之后，欧洲依然是经济落后地区，只能用从美洲获得的金银购买亚洲的香料、棉布、瓷器与丝绸，要到进入十九世纪欧洲的经济才开始具有与亚洲竞争的能力。军事**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也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演化。**最早出现在欧洲是1300年间，要等到1500年前后，火炮才开始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但是意大利很快出现星形要塞，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势。其后，火**火炮的制造技术渐渐改进，**的规模不断增大，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以火**为主要装备，大规模的步兵队列。军事革新带来王权增长，造成几个规模较大的**实体，包括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等列强。整体上欧洲却依然处于****的状态，只是列强的冲突在规模上变得更大，在伤亡上也变得更为惨烈。特别是由宗教改革引起教会**，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与不同教派之间的敌对联系在一起，使诸侯的领地之争恶化成为信仰的对撞。贵族和王权的激烈斗争
中央集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僚制度的建立涉及官员的选拔、监督与协调。在工业化之前，交通与通讯都不大方便，山高皇帝远限制着**机器运作的效率。贵族的势力虽然无法与王权正面对抗，但是十九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哪个**能够建立一个由文官主导的官僚机构。不论是征税还是征役，国王都有赖于各地贵族的支持与配合。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王权，贵族有自然的抵触情绪。租税流入国库，青壮劳力被**征用，贵族的利益与权力大受影响。中央集权的建立，进一步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为沉重的赋税来支持。这其中的矛盾在天灾**的刺激之下，时常造成贵族的反叛与民众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起因是奥地利贵族的反叛，相应的宗教与领地争议将欧陆列强扯入其中，到最初参战的王公贵族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还停不下来。结束也是因为贵族反叛，最大的两个参战国西班牙与法兰西精疲力竭，内部都被贵族反叛弄得火烧眉毛，这才有达成**之间停火的意愿，腾出手来解决各自内部的危机。17世纪木刻家jacques callot创作版画系列《战争的重创》，其中的第十一幅描绘三十年战争期间，**士兵被集体处决的情形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时常出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已经发出过“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儒家思想之中对“仁政”有着特别的强调，省刑罚，薄税敛，宽厚待民是基本的**主张，**更是被当成**理想。秦始皇与隋炀帝的劳民伤财，苦役重税，骄奢**逸，严刑酷法，好大喜功，四处征伐，一直是文人们用来告诫历代皇朝的反面典型。儒家对**机器的内在危害有相当清楚的认知，也有相应的一套理论主张来限制王权的过度扩张。欧洲的中央集权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在**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文官体系，在人事上得依赖于贵族，在**理论上要到十七、十八世纪才有脱离圣经框架的思考。欧洲的王公更是将追求战场上的荣耀当作他们天赋的责任，根本就没有“**”这种理念。对王权的**，大多是来自贵族对他们作为封建领主所享有的特权的坚持：他们有佩带武器的权利（尽管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他们的财产应该受到尊重；国王收税要与他们商议，得到他们的同意；在他们的领地之内，他们生来就有管辖权，不受国王**的侵犯，等等。他们心中的理想，还是中央集权之前那个封建割据的状态。他们的不满 可以造成严重的**危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都是贵族**税收、领头**的结果。从领主变为地主的贵族
进入1500年后，贵族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世纪开初，城堡不但是贵族权力的象征，也是他们家庭的居所。随着城堡军事功用的丧失，贵族家庭也从城堡之中搬出来，迁入庄园里专门修建的宅邸。新建的宅邸有的在外表还保留几分城堡的模样，甚至取名为某某城堡，但是其内在的功用却是以居住的舒适为考虑，不再是用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堡垒。中世纪的开初，欧洲出产的物品相对贫乏，贵族家中的摆设简陋，而且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也不是摆东西的地方。贵族彰显身份最好的方式是身边喽罗与仆从的数目，不论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不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前呼后拥有一堆随从，连吃饭、睡觉、甚至解手、洗澡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到现代早期，经济与社会更为发达，贵族的宅邸有更多的家具摆设，身上的穿戴也变得更为讲究起来。贵族彰显身份的时候，讲究的是家中的排场，主人与仆人之间要拉开距离，宅邸之中主人与仆人的区域要严格区分，贵族们这才开始有“私隐”的概念。英国的霍华德城堡是典型的庄园建筑，徒有“城堡”的虚名，完全不具备防务的功能，只是贵族的私家住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英国电视连续剧《风雨故园后》曾在此拍摄取景
中世纪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是“自给自足”。这不是说他们要自己动手劳作，而是说他们的吃、穿、用多办是自己庄园之中的出品。进入现代早期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市场有更多的关系。庄园里生产的物品有不少要拿到市场上去贩卖。而平日里餐桌上的饮食，家中的物品，身上的穿着，多半也是购自市场，因为自家庄园产出的东西质量与品种比不上购来的物品。这在**也是一样，像《红楼梦》里贾府家中所用的珍稀古玩，美食佳肴也基本都是买来的。欧洲贵族在生活品方面从“自给自足”转向市场，大致发生在17世纪，后来的西方学者认为意义重大，称其为“消费的开始”。消费需要有金钱，也有一份闲情逸致，在当时只有上层人士可以追求这一份讲究。火**火炮主导欧洲的战场，贵族在**上也有一个角色的转变。披盔戴甲的骑士在战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国王的**之中还是由贵族出任军官。沙场上的厮杀仍然是他们的志向所在，军官基本上由贵族垄断，要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扭转。**带来中央集权与王权的扩张，贵族不可以再拥有自己的私家军，但是贵族的**影响力却没有减弱。欧洲各国的文官制度要到十九世纪工业化之后才算成熟，于此之前，**政策在各地的落实还得依靠贵族出面协助。官员的选拔多半看的是出身、家族势力与裙带关系，重要的位置还得由上层的贵族担当，抄抄写写的事务官员则是从受过教育的中、下层贵族之中选拔。商人若是有资本，也可以置一块田产，买一个官位，传过几代之后可以洗去暴发户的名声，跻身贵族阶层。至于说贫家子弟想要通过读书进入官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欧洲没有学而优则仕一说。私家军被取缔之后，贵族还有一份田产，这可是工业化之前是最牢靠与最受尊重的财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中世纪，作为封建领主的贵族不但拥有土地，向耕作的农民收取地租，还可以向他们收税，强征劳役，对他们拥有管治权与司法权。在这种安排下，种田人是贵族庄园之中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在欧洲不少地方（特别是东欧），贵族的这些特权要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在**上更早现代化的西欧，国王已将税收权拿到自己手上，直接向农民征劳役，鼓励民众将他们的争端拿到国王的法庭上来解决。中央集权的形成难免损害贵族的领**，但是贵族们在经济上还是享有特权，税务可以豁免，劳役可以用税赋取代。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比如说英格兰），土地可以买卖，不再与领**绑在一起。以前的贵族要通过联姻、国王的奖赏、甚至私家打斗获得土地，脱离封建之后则可以以买卖为手段扩充田产。天灾**总是会产生还不起债务的农民，其土地多半是被贵族买走或是收走。类似这样的土地兼并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只是会引起官府与读书人的忧虑，担心没有田地、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为社会不稳的隐患。传统**的**，由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主导，其角度与想法并不完全与地主阶层一致。为着天下的安定，朝廷甚至会出手抑制兼并。主导欧洲**的王公贵族，本身就是兼并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战争在欧洲是常态，大家没有**的理念，土地兼并被人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脱离封建之后，土地反倒更为集中在贵族手中。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理据在于他们专职作战，是大家的保护者。到现代的早期，这一理据已经不大好用，大部分贵族不再是征战的军人，而只是收租的地主。相应的，也有一套新的说法来支持他们的**特权。作为地主，他们有独立性：收入来自地租，自己不需要动手，不需要依赖他人，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与此同时，他们也有闲暇，可以花时间来管人。他们与众不同，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有决断的能力。再加上他们的血统，还有中世纪的传统，使他们受人尊重，贵族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近代欧洲也有“劳心者治人”一说，但是其含义与我们的传统不一样：在**，你得读圣贤书，学会忧国忧民；在欧洲，你得有高贵的血统与土地的拥有权。欧洲也有读圣贤书的文人，读的是圣经与古典（古罗马、古希腊书籍），但是他们的**地位不如贵族，而且大多是脱离尘世的教士，属于欧洲传统社会的另一套权力体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