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楚辞的产生
我国战国时代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大约到了西汉末年，许多“楚辞”作品就被编为一部总集。但是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一词永远是与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楚国建立于西周初期，当时“辟（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楚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到了春秋时期，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一年》），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春秋晚期，楚国就有了中原地区很少见的冶铁业，近年在河南淅川县发掘的楚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柄铁**，更说明楚国冶铁业的进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应该记住，远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只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因素”》）。楚国发达的经济，只是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某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根于传统文化，并受着社会、时代的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国、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国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古代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说得好：“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与他本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①），名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是楚国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属于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当太岁逢寅（旧星历学称为摄提格，即《离骚》所说的“摄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他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平”，字叫“原”，与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征；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这样，屈原的名、字与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看来，当然是幸运而又值得骄傲的事。但屈原并没有沉醉于这种幸运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阴，努力自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坚持不懈地追求高洁的品格：“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坚定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屈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代的兴衰治乱进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称说古代圣君贤臣成功的事迹和暴君**人失败的教训，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话。《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当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他不仅忠于**，而且对楚国的乡土山川、风物人情都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历史渊源，并且与楚国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后来，楚国却长期受到中原列国的歧视和敌视，被看作“披发左衽”的异族，被诬称为“荆蛮”。这就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较强烈的**观念和乡土感情，有一种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长在这块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封建**的必然过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朝着平灭诸侯，统一全国的“帝王之业”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战国策·燕策二》），在兼并过程中相当残暴，如秦赵长平之役，秦将白起竟把赵国战俘四十余万全部活埋。充满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衷心希望楚国强大起来，要求楚王仿效尧、舜、禹、汤等圣君贤王修明法度、举贤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贤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为榜样，想依靠楚国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统一整个**。屈原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崇高的**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创造了璀璨绚丽的诗篇，屈原才成为**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这正是“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道理。然而，上述种种对一个伟大诗人的产生、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的开创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谓“契机”也必不可少。“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丹纳《艺术哲学》）。这个“机会”，这个“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国的**、衰败，就是屈原个人的极度不幸。这对楚国人民和屈原个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屈原的创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屈原生活在大动荡的战国后期，诸侯各国面对强秦的威逼，产生了联合抗秦的“合纵”政策，而秦国则千方百计地分化“合纵”，即所谓“连横”。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当时曾下过结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叙录》）。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或“连横”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存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力主联齐，并几次出使齐国为之奔波。然而，“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以楚怀王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不仅屈原遭到他们的嫉恨、**，而且联齐抗秦的主张也被抛弃。这样，形势必然朝着屈原所预感到而又极不愿出现的方向发展，楚国得罪了盟邦齐国，在与秦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不肯妥协，因而也就遭到进一步的**和打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竟先后两次被放逐，“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受尽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怀王竟被骗到秦国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这对热爱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来说，怎能不悲痛万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愤怒出诗人，正是由于放逐、**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屈原对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产生楚辞的直接原因。从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约作于他**失意前外，其余都是他在被放逐后用血泪写成。其中有对祖国的讴歌，对人民的同情；有对楚王的大胆揭露，对佞臣的无情抨击。他驰骋想象抒发着强烈的爱国**。这些悲壮奔放的感情结晶，也就构成了楚辞的主体。屈原的楚辞，标志了战国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它一问世，文人们便“惊其文采，竞相仿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很多人仅仅看到楚辞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华丽的文辞只有在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后才能放射光芒。脱胎于楚辞的汉代辞赋，文辞虽华美富丽，铺排渲染，但内容空泛，因此毫无生命力。而楚辞则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伟大而不朽的光辉诗篇。①关于屈原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今取郭沫若说。骚体诗，就是指《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亦称楚辞体，在《汉书·艺文志》属“诗赋”一类。它起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屈原创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诗人用这种文体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句尾多带“兮”字。这也就是骚体诗的基本特征。这种“骚体诗”，较之于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