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烈焰，使刘庆棠的“**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台。无奈由于群众**，未能如愿。会后，**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台，并不说明领导在**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有了**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的赏识。自1967年5月，**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攻击**”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中飞黄腾达。19**年4月，**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团成员，1970年进入**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十大”当选为**；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大权在握，他的**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同志的。**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
1972年法国**蓬皮杜来**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也在场，大家就和**一齐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不几天，**对**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布置的，谁料，**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最后**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的马前卒。1975年9月，**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对刘庆棠说：“**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制造新的**进行舆论准备。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亲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对他们说：“**这么大胆子是有**、叶**、李副**支持。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的材料。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同志在南方十二省**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1976年1月，刘庆棠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攻击**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的七条罪状”，并编入**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打倒**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10月，“**”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央****锋写信，表白自己在“**”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替自己评功摆好。中央组织部和**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17年，**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