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李鸿章确实有恩怨，但我认为越是显贵世家、位高权重者，越要在个人恩怨面前明辨是非，甚至应尊重李鸿章这个参奏翁氏家族的“仇人”，方能避嫌。再者说来，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其实是小，双方所代表的**势力却是大，二者因政见不同导致了甲午战事不能齐心，这背后更是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而非翁师傅和李中堂的小肚鸡肠。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翁氏家族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皆出朝廷重臣。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不仅是上书房总师傅，还官至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官拜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官拜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翁同龢本人不仅是两朝帝师，且入列过军机大臣，领过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时称“翁氏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捻军、太平军合围定远，翁同书弃城而走。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战略选择，在此之前，翁同书面对**军已经两战两捷，收复了被**军攻陷的天长县与六安县，此次两路**军合围定远，翁同书独木难支，故而弃守，虽失气节，但对全局而讲是有利的，他退守寿州后却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对待。寿州有位团练名叫苗沛霖，他原本是地方小割据势力，后投了胜保吃上了皇粮，后来跟着袁甲三剿捻子混了个道员。但他并不满足一个小小的道员，于是在1861年2月，借口寿州擅杀案，与农民军联合起来叛攻寿州，由于实力有限，未叛许久便又投降求饶。这个时候翁同书认为他还有可用之处，于是上奏为其开脱，于是他只获了个“带团立功”的处罚。但此人之后复叛复降，毫无信义可言，好在设计抓了陈玉成，也算是大功一件，这也符合翁同书所说的有可用之处。但朝廷却认为苗沛霖三次反清，两次变节的行为非常恶劣，而导致这一恶果的就是翁同书的不察之失。“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便具折严劾翁同书，新帐旧帐都翻了出来，说他弃城逃跑是丢失疆土在先；受苗沛霖复叛复降，玩弄戏耍在后。并在奏折中说翁氏一门虽显赫，但身为朝廷重臣，不敢迁就其过，可谓是句句扎心，大义凛然，丝毫未给翁同书留下周璇余地，有将翁氏一门打入万丈深渊之嫌。而这个奏章的具折人便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按照依大清律法，翁同书被定以“大辟”（斩首）之刑，但念及翁门功勋，网开一面，流放西北而终，翁同书三年之后病死，翁心存也因此事病倒，不久亦离开人世。翁同龢的父亲和兄长可以说皆是因此**而亡，所以与李鸿章结下私人恩怨，这也成为时人以及后人评论二人**上互相掣肘的把柄。翁李二人的**分歧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分歧从本质上讲是政见上的不同。翁同龢是后清流派领袖，与志锐、文廷式、张謇、汪鸣銮等形成帝党集团；而李鸿章则是后党集团的代表人物，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就完全体现在了翁李二人身上。自慈禧太后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流派便在政见上产生**，他们主张“厉以风节”，整治贪腐；又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直接指责慈禧太后，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传统保守的宗祖思想上，他们是勇敢的，但勇敢的背后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知半解。对待洋务运动，他们坚持主张“道”不变，严格尊崇儒学文化正宗地位，提出“维正道”论。但他们对于洋务派提出的“器”变又没有完全**，这在守旧派与洋务派中间看似真如一股清流。他们害怕一层不变的误国误民，又害怕西夷文化入侵导致的离经叛道，这种矛盾心态就促成了清流派独有的**见解。所以可见翁同龢的为政举措，他不仅可以向两宫皇太后讲授宋、金、元、明时期君王施政的得失与启发，也能痛痛快快的批了**通商银行的100万两启动资金。李鸿章则不同，嘴上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唱给顽固守旧分子听的，倘若不是这样，恐怕他的洋务也难以办妥。实际上李鸿章在政体与文化上早有研究，只不过是祖宗的规矩被老佛爷端着，他改变不了什么，正如他在日本马关城里向伊藤博文诉苦，不是他不想改变体制，只是权利有限罢了。但思想上的差距与翁同龢已经渐行渐远，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因此**见解的差异就出现了天壤之别，更何况身后的**大佬又各不相同呢？甲午战争中的翁李二人甲午战争中有一件事很值得考究，那就是中方屡战不胜的时候，慈禧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这一去满腹牢骚的李鸿章就直言不讳的说出了事情的关键。“**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李鸿章
据清人胡思敬的记载，当时翁同龢问到李鸿章北洋舰队的情况时，李鸿章的反应是“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过了许久才反问道：“师傅**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道：“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然后李鸿章的回答便成了揭开问题的关键，他表明如果自己再三请求购买**舰只，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必被**死。这说明朝廷中真的不是只有翁同龢与其政见相悖，而是至上而下都眼红这个北洋通商大臣，其中还包括南洋水师大佬张之洞。而关于甲午战争的军费问题，是翁同龢为私人恩怨报复李鸿章的把柄，甚至有流言说清流派人士仇视李鸿章，宁愿输给日本人，也不能输给李鸿章。这种言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翁同龢时掌户部尚书，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清**本就财政紧张，翁同龢更应放眼全局，将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翁同龢奏请海军停购船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这一年的停购船械实际上是为了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以海防让步于民生。尚且难以说国防与民生哪个更为重要，但作为统治阶层，经历了太平天国、南北捻军的内乱，清**哪敢再出现民生问题，这个钱花的是没有任何问题。黄河决口搞定以后，丁汝昌和李鸿章也都没有再提出购买新式战船，按照李鸿章的话说，是怕别人再**他贪婪，那么翁同龢总不会主动提出购买军舰事宜，这个也不合章程，更何况老佛爷那边还需要钱修缮颐和园，更是翁同龢得罪不起的。到了甲午战事起，翁同龢即令户部拨了650多万两给**海军衙门，这个军费是来的晚了些，订购新式船舰所需时间确实等不及，这仿佛是翁师傅故意刁难李鸿章，但殊不知战前淮军所存银钱就有800多万两，这笔巨额军费是李鸿章可以自由支配的，亦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甲午战争军费问题的根源也并非翁师傅左右的，或者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到底是不是军费不足导致的亦显而易见。再回望甲午战争第三阶段，海战的失利完全不足以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退居威海卫的舰队可以依托刘公岛的牵制，有效组织起南北帮陆地炮台的火力压制，两帮炮台皆是德国克虏伯重型火炮，与刘公岛形成犄角，日军舰队想在海面进威海港是不可能的，故而制定了海陆并进的策略。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了山东一面，巡抚临阵换人，空降李鸿章的政敌李秉衡接任山东巡抚，这个李秉衡上任之后便将守军全部西撤，这个举动也过于明显，日军三万多人的陆战队毫无阻碍的登陆成功，并很快夺下南帮炮台，利用炮台将威海卫里的北洋舰队当成活靶子打，从这里可以看出，整场甲午战争，与李鸿章为敌的真就不是户部的翁同龢，而是更多**势力团体。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毕生心血全军覆没，当被钦定出使日本商议赔偿条约时，翁师傅在赔款问题上开始大方起来，实则也是出于**利益，意为只要不割地，我户部砸锅卖铁也要给赔款凑上。这时候李鸿章气不打一出来，又提起了军费，意在买战舰的时候不给钱，打败仗了为何如此大方的赔款？这不是本末倒置么！“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翁同龢
其实这里也能看出，翁师傅为人耿直，并非**诈使坏之徒。他本来就不擅长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大搞演习，赢得国外列强一致夸赞，所以翁同龢也不知道北洋水师这么不禁打，在他认为日本还乃弹丸小国，北洋水师应轻而易举战胜日本。直道败报频传，他还不解为何至此，于是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这才相信。所以翁同龢极力主战是建立在对北洋水师力量的盲目自信上，也是从**利益出发，也许是到了屡战屡败的时候，他才明白李鸿章的避战求和不只是想保存实力，而是发自内心的怂。综上，甲午战败，不应该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更不应该归结于翁李二人的私人恩怨，二者皆是从**利益出发，只是政见不同，对时局的了解不同，身后操纵的**势力不同，才会在大战来临之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应对见解！参考资料：《清史稿》、《**海军大事记》、《翁同龢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