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部《在流放地》主题思想：**异化促使**机器成为****统治的恐怖血腥工具。《在流放地》的行刑机器给读者强烈的画面效果感，使读者“感受到”行刑机器执行的恐怖、血腥。行刑军官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一部其构造复杂精妙的处决人机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最后那个制造了机器的行刑军官最后竟自己躺在处决机器上并轧死了自己。机器行刑机器的荒诞，判决的荒谬，犯人面临被杀的漠然表情以及观看军官对自己的行刑的津津有味等等，都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入木三分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法的阶级性本质，小人物只是无辜又无可奈何的牺牲者。**机器隐喻着西方**的法律、制度、官僚体制下的权力机构等。**机器严密而庞杂，人们对于其组织结构、行为程序、罪行和判决全然不了解也永远不会了解，统治者需要的只是大众的遵守和顺从。可以说**与**是**机器的特征。行刑机器不仅仅是一个施暴工具，已变身为**机器，代表着粗暴**，也是社会身份载体的象征，因此军官爱这台机器已经胜过爱他自己，为了这一机器他愿意放弃一切。受刑的犯人和士兵甚而也津津有味地观看军官“惩罚机器”一道毁灭。作为“局外人”的旅行家一开始似乎对整件事情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兴趣，他漠然地聆听着军官细致热情的介绍，但慢慢地也表现出难以掩饰的兴趣和好奇心。虽然他个人也认为“这程序的不公正和行刑方式的惨无人道是无可怀疑的”。在一个荒凉、贫瘠的流放地充斥着恐怖的残酷**，可是对于一直生活在“流放地”的居住民来说，无论是军官还是犯人、士兵，他们却几乎没有任何“残酷”的或“受难性”的感受，甚至好像感受到的**不是作为人生存的快乐，而是把自己和机器合为一体，作为机器的一个组件感受着机器**绞杀的快乐似的，认可机器、接受行刑机器，已经习惯地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这表明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在主观上都认可了这种残酷的**，人们面对命运的一种无奈、无反抗的悲哀。老司令官虽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却在军官身上得以存续。面对信仰在流放地日益式微的现状，军官坚守职责、严格执法，近乎疯狂地维护老司令官的权威。流放地需要军官这样的替罪羊和祭祀品，需要通过军官的死来涤除人们的罪恶，提升信仰的力量，以实现生命的一个新轮回。所以，军官越是虔诚，越是执着，就越是把自己放在流放地的公共祭坛上面；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努力挽回流放地的信仰，就越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拯救者—一个任何没落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英雄，一个在任何族群中都出类拔萃的、能够承担责任的首领。而在这一点上，新司令官完全不够格，他只有退居幕后，成为一个形同虚设的头领。在一定意义上，卡夫卡的“流放地”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上帝死了”，信仰丢了。这里有的只是冰冷的机器、虚伪的法律。这里只有一个无意识的集体、一个超现实的旅行者。这里一片黑暗，这里需要光明。叙事方法
《在流放地》具有十分突出的仪式化特征，就是说，卡夫卡醉心于将小说叙事仪式化。在故事背景、人物，尤其是细节描写上，《在流放地》给人以庄严神圣的仪式感，并由此产生巨大的震撼力。在情节处理和节奏把握上，卡夫卡将每个**细致化、程式化、神圣化，由军官主导的行刑过程犹如一种献祭仪式，对旅行者的郑重接待、对**机器的详尽介绍、对士兵的刑罚，以及军官对处决犯人的过程的演示和他的主动献祭，流放地包括家属在内的群众对行刑仪式的观礼，这一切都给人以程式化与仪式化的感受，仿佛进入圣地一般，屏住呼吸，正襟危坐，接受洗礼。从人类学角度看，正是繁复细致的细节描写为仪式展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过程，让人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体验仪式所带来的庄重感。在《在流放地》中，包含了仪式表演所需的一切细节，以及仪式过程必须的细致性。比如，军官向旅行者说明士兵受罚的罪名和原因，刑罚装置—**机器的来历、设计、工作原理，处决犯人的流程，军官为旅行者亲自演示，耙子在犯人身上刻下罪名，以及流放地的各种设施和场景等。通过鲜明、有力的细节，卡夫卡把流放地行刑仪式所必需的全部要素铺陈开来，使得审判与惩罚的神圣仪式建立在真实可感的物质基础之上。军官为旅行者详细说明流放地的法律，对士兵的定罪，新任司令官的所谓人道主义与流刑营现行法律的冲突，犯人在行刑过程中的进食，军官一边仔细讲解，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旅行者的态度。当他发现后者对行刑过程不感兴趣，有些心不在焉，他甚至表现出恼怒和烦躁的情绪。在军官看来，对任何一名犯人执行刑罚，这在流放地都是头等大事，是十分神圣和不容轻慢的，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作为一个仪式，从内容到形式，它都必须具有神圣性，参与者（包括旅行者）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仪式，军官之所以恼恨旅行者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虔诚。因此，从仪式要素与仪礼程序看，军官的所作所为都带有展演性质，他的一举一动都为旅行者作出了示范。军官精心保管机器图纸，认真维护**机器，每次执行刑罚前，他都要洗净双手，完全符合圣经对祭礼仪式的要求。军官检查机器之后第一次洗手，并用毛巾拭干。第二次是在触摸绘图师之前，当他决定处决自己时，桶里的水被先前的士兵弄脏了，军官“因为此时不能在桶里洗手而感到难过，便想出个解决的办法，干脆把手插到沙土里去—这个替代的办法虽有不足之处，但他只好将就了”。可以说，军官把仪式的准备、仪式的进行，从审判、定罪到行刑、宣教等每个程式，统统为旅行者展示了一遍，让旅行者欲罢不能。这样下来，旅行者的态度就不得不改变，尽管他始终保持着与仪式的距离，但他由一开始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者逐步变成一个设身处地的参与者，向军官询问审判和刑罚的程序，与军官一起讨论仪式细节，就连对待处决方式的态度也由坚持异议到放弃争论，这一切都明显带有仪式性选择倾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旅行者并非是一个访问者，他到流放地来，就是为了参加一个重要的仪式，甚至包括他的旅行本身也是一个仪式。“对于英雄来说，至少‘替罪羊’的仪式使得小说的叙事因此获得了一种更可丰富的‘生命价值’和英雄叙事”。军官以替罪羊之身，主动承担流放地所有人的“不敬”之罪，俨然就是这里的国王，而新司令官的“隐身”和“幕后”的形象定位，恰好对军官的国王身份起到了烘托作用。象征意象
行刑机器：是法的象征，军官就是它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法律体制和技术制度的牺牲品。“这台机器并非完全技术意义上的机器，具体些说，它是一种刑具，而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传统，或者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运转机制的象征。行刑机器：行刑机器是一件罕见的刑具。行刑机器这台装置是已故前司令官设计制造的，由三个部分组成，底下的部分叫做“床”，最高部分叫“绘制仪”，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着的部分叫做“耙子”。每个触犯刑法的人都将被**地躺在床上，手脚绑住，腹部朝下，嘴里塞进一块毛毡子。行刑一旦开始，床就配合着耙子不停颤动，按照“绘制仪”设计好的图案，耙齿上的尖针就一笔一划地把犯人所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身上。血留下来，映红“床”上的棉花，冲进水沟里。整个行刑过程将持续12个小时，前6个小时是文字“书写”，犯人熬着疼痛；后6个小时让犯人凭自己的伤口来辨认文字直至刺死。小说细节真实、如图像似地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血腥的残酷的施暴场景，令人不寒而栗。行刑机器还是宗教律法的象征，因为在它面前，犯人的罪行是无需抗辩的，军官说：“我裁决时所依据的原则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只有原罪才是不容怀疑的，也只有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才会像军官那样一丝不苟地执行刑罚，技术制度与宗教律法就这样在军官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在卡夫卡看来，宗教就像那架行刑机器一样，当你相信它时它便运转正常，符合常理；当你不再相信它时它就脱离常轨，变得不可思议、无从把握了”。神秘的宗教律令以机器的世俗性显现在世界面前，机器又因宗教超凡脱俗的气质而获得了神圣性。流放地：流放地是人类命运和原罪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