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鲁迅已成为当代****学界的一股时髦。然而，从总体看，“颠鲁派”们真正从鲁迅的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上进行颠覆的并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服人，而大量的则是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以及各种中伤、猜测、流言，其中的根据要么荒谬绝伦，不值一驳，要么云里雾里，不可捉摸，要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中加到鲁迅头上的一条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鲁迅是汉**。鲁迅先是被说成亲日派（又被说成亲俄派，而日俄当时为瓜分**已闹得不共戴天，看来惟一的解释，就是鲁迅是既拿着卢布又拿着日元的双料间谍了），继而被说成汉**，最后在一些人的猜测中就成了日本特务了。所以鲁迅的汉**罪名是被人从狱火中炼出来的。好吧，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人是怎样“炼”鲁迅的，也顺手把“炼”鲁迅的人“炼”一下。先看一位普通“颠鲁”网民的独白：“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有1936年鲁迅逝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旗帜所证…到 了今天，我忽然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1936年末！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一方面，****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头号仇敌…另外一方面，…面对气势汹汹的**帝国的杀机，为了在极短时期内达致**现代化之路，**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 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在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的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在文艺上，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迅速**治封建创伤民族贫弱恢复健康保存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大外交备战强敌的十年！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 府的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吗？不知这位先生有没有认真读过鲁迅“几百万言的所谓大作”，如果读过，他又凭什么说鲁迅的文章中没有日本“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好吧，我们不妨从鲁迅的文章中信手拈来一段，看是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毙吗？放下书包来**，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友邦人士’！**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毙人民，他们不惊诧。****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友邦惊诧”论）
看了鲁迅这一段话，不知这位朋友作何感想？在鲁迅的这篇文章里，满眼都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大学逃散，日本人看到学生模样的人就**毙。而恰恰是被这位朋友赞誉为抗击日本侵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却以“友邦惊诧”的借口加给要求****而**的学生以种种罪名，并加以**。这种反差如此强烈的情境，这样干出如此亲痛仇快的国民**，你让身为公共知识分子子的鲁迅，能不焦虑悲愤，能不痛加抨击吗？你又如何让嫉恶如仇的鲁迅去赞美这个国民**“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呢？当然，不能以一篇文章论历史，也不能以一个**说是非，更不能以一家之言评功过。无论颠鲁派们怎样从一些历史细节上对鲁迅实施人身攻击，绞尽脑汁把汉**这顶帽子戴在鲁迅头上，比如日本进攻上海，鲁迅却躲在租界里不敢出来呀，鲁迅在某篇文章里为日军辩护呀，鲁迅的杂文里对日军**抨击不多呀等等，但这些都是不算数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外族入侵时刻的基本态度，是要看他的大的立场对不对，只要民族大节不变节，他以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立场，是不能横加干和强求一律的。比如词曲家在歌词里写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却不能要求杂文家在文章里也尽写这些口号式的东西，那还是不是杂文？再比如文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号召，你总不能强求他们到战场上和鬼子真**实刀地干，否则就有汉**嫌疑，这样的逻辑谁受得了！而文学家的武器就是文学，而不是**炮。然而，在**，看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民族大节和基本立场，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对**的态度。我们知道，**以往的历史，包括现代民族**草创时期的历史，其中任何一个时代的**都是****。这些**在对待外族入侵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概括起来，这些态度和作为有三种基本情形。第一种，抗战比较坚决，保疆卫土，努力而为。但是，一个**皇权时代的****，其抗击外族入侵的核心动机决不是安民保境、民族大义，而是如何保住手中的君权和皇帝的极乐世界。由于****、领土完整和君权的根本利益同为一体，所以积极抗战是保住权力的路径之一。当然，皇帝们想当民族英雄名垂青史的虚荣心是有的，但那只是虚荣心，一旦权力不保生命堪忧，则立马把这虚荣心扔到瓜哇国去了。然而，正因为抗战旗号下掩着保住“一家天下”的私心，所以这“积极抗战”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极是以保边御敌为名，穷兵黩武，盲目扩张，以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待境外各民族，结果领土是扩大了，外族被暂时征服了，但却付出了穷尽国力民力、激化**的沉重代价，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内外危机。如西汉的武帝、唐朝的玄宗帝。而当外敌过于强大，便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形：皇帝怯战，贪图安逸，只想求和，不想抗战，从而贻误战机，抵抗不力，在外交和军事上犯下致命错误，致使国土**，丧权辱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必亡，和可存”的“汉**”理论往往占了上风，对敌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一味退让，以为这样就能求得对方罢手，换来和平。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外敌入侵时，国内**已不统一，有着一方或数方割据势力在觊觎着中央**的“君权”。这种情形下，对“家天下”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外敌，而是企图直接夺他政权的内敌，因此，**通常的选择不是和内敌联合起来共御外敌，而是相反，和外敌讲和、妥协，退让，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共对内敌。像**战争时期**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情形，在**历史上极少发生，而****统一战线的建立，是由多方原因促成的，如****的进步、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敦促、国际反**战线的形成、民众的压力以及张学良对**的兵谏等等。“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国民**，这三种情形都有，而且彼此交融，十分复杂。对内方面，不仅有****党的**割据和其争天下，而且**内部因约法之争，**胡汉民矛盾激化，宁粤对立，**及其**面临着**的危机；对外方面，日本对**领土虎视耽耽，且国力远胜于**。此时作为****的决策者**，处于多重的心理矛盾之中。其一，平心而论，**并非性格懦弱的“怕死皇帝”，他也痛恨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有抗战御敌的决心和信念，然而，他受国内主和派的影响极深，对“战必亡”谬论几乎深信不疑，尽管日记中数次发狠要领兵北上与日军玉石俱焚，一死报国，但又往往以“救亡责任”掩饰其对日军的惧怕心理，于是在“战，国亦亡；不战，国亦亡”的悖论中，**总是在战与不战的矛盾心理中徘徊；其二，尽管蒋对胡汉民及其“粤”派们的**行为深恶痛绝，切齿大恨，但蒋十分清醒，**真正的心腹大患则是南方**领导的红军，前者夺他在党内**内的个**力尚可容忍，后者要夺他整个**的天下，蒋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九一八”之前，蒋就有“不先剿灭**，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的理论。九一八之后，**开始化解党内冲突，集中力量对付**党；其三，基于中日两国实力悬殊，**认为抗战既然不可避免，要有胜算的希望，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准备就必须有时间，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全面抗战，仗必输，国必亡，而且亡得更快。于是根据以上种种因素，**关于抗战救亡的总体思路就出来了。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条：第一，**的**割据是国内最大的内患，不消灭**红军则**不能统一，而**内乱则无法进行抗战，因此，要抗战，先剿灭“**”为第一要务；第二，全面抗战必须争取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在**财力、军力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必须对日寇的挑衅采取忍让策略，即不要刺激他，不要给他留下任何进一步扩大挑衅的借口，要以外交手段和借助国联及国际力量和平化解中日冲突的策略为主，尽量避免和日军直接的**冲突；第三，国内一切**宣传和各社会团体的**活动必须加以严密控制，以防刺激日本人，在抗战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授其以柄发动全面战争。其实，这条思路的核心，就是在内患未除、抗战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对日军的眈眈虎视和步步蚕食，采取克制、退让、和平化解的“外交策略”，甚至不惜以“空间（领土）换时间”。一句话，不抵抗主义。我们看到，这条抗战思路是绝对错误的。它不仅包藏了**皇权历代**在对外入侵政策上一切以“君权”**利益为核心的极大私心，而且其怯战、退缩心理以及必然导致侵略者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严重后果的历史错误，和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德国的绥靖政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历代举凡因外族入侵而**的王朝，其灭亡的主要原因往往不是敌国的强大，而是朝廷的极端自私和严重错误。**极其错误的抗战思路，尤其是加紧内战、对日一味忍让和扑灭民众的抗战热情的种种倒行逆施，极有可能在**在本可不该亡的情况下真的葬送**。而九一八事变，正是这种抗战思路的恶果之一，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丢失东北的全部责任，但**的“不抵抗主义”才是丢掉东北的真正祸根。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种不战即言败的“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如何长日寇威风，痛失**抵抗以重挫日军锐气的良机的。《国际先驱导报》今年9月19日就日本人眼中的“九一八”刊发了一组稿件，其中写道：“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步**约十五万支，**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约40万磅。而这些装备，几乎是在东北军开门揖盗中拱手让给日军。试想，如果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东北军痛击并重创日军，如果成功保卫了沈阳兵工厂并将这些装备全部******，而不是反而**了日军，那么即使在东北，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会发生有利于**的变化，而受到严厉教训的日军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一而再地发动淞沪战事，再而三地制造华北事变，最后发动全面**。可见，在**推行错误国策的情况下，作为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宣传抗战、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