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是个舶来词，其思维体系和我国文化是不同的，按照西方的解释是指区别于西方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而提出的理论。我国自殷商后就不再存有政教合一的制度，笼统的说，进入秦汉时期就已经可以是君主制了，但是又因我国的国情不同，包括**理念又不同，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沿用我国的文化特性来解读。一、政教合一制：殷商王朝从甲骨文中看，殷商王似乎拥有很高的权利，但是众所周知，甲骨文是祭祀专用文—严格来说，只有商末的青铜器算是殷商王朝的正式文字。由此可见，殷商王朝没有记史的习惯，因为文字被主要用在祭祀上，也就是说，控制文字文化的，都是宗教势力。所以，较真一句：我们可以大胆认为，在殷商王朝中，宗教权力应该要大于王权。“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领域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二、天子分封制—姬周王朝注：本没有“天子分封制”这个术语的，我只是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才这样构词。“天子”这个统治者的称号之起源暂仍未明，但是大体可以肯定和我们中华民族极其悠久的祖宗信仰与“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因此，“天子”的身份同时具有“天”与“父”的两种概念：
《礼记》：“君天下曰天子”—表示天之子；《汉书》：“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表示人之父。注：就是说，对于“天”来说，统治者是天的儿子，但是对于被统治的人，他却是所有人的“王父”。如《尚书·洪范》就把这种概念说透了：“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个基础上，以周公与《周礼》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又对“天子”提出了“德”的要求—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盘庚》《微子》《洪范》《甘誓》、《汤誓》、《牧誓》、《泰誓》等，都明确对统治者“天子”提出要有美德、威德、大的要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书》
这就是“德政”。毫不夸张的说，“德政”是我国最有价值、最伟大的一门**理念创制，它的核心思想的脉络是：德政→礼制→人治。要解释清楚我国君主制，首先第一步就要理清“天子”与“德政”的理念，接下来是第二步，那就是“法治”。三、具有**特色的君主制—秦汉帝国上面标题的前6个字是不是看了尴尬？我也是，但是。真的木有办法找到更适合的了。我们都知道，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帮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真正具有准确定义的帝制政权，也就是**政权。**制度的产生，表面看是法家思想的缔造，但实际上，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和《礼》制文化的行将入土，在土地兼并与大国兼并中的大环境下—这个趋势就已经注定了君主**的出现。换言之，就算没有法家，**社会恐怕也会走入**。一、大秦帝国的失败，昭示了“纯**”不适合**
秦帝国如此强大，但是却转眼即逝—在始皇崩殂后，帝国轰然倒塌，有些人总把它归咎于秦二世胡亥，其实，问题根本不在人，而是就是在于“制”—就是太过**。抛开学术上的深奥论理，用世俗的眼光看，以《周礼》为代表及后世的孔孟提出的“仁德”思想，都无可否认它们是世间万物的普遍真理，也是适合世间万物的普世价值观。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特有标志，就是道德为生物最高—追求道德境界怎么会有错呢？是不是？毫无疑问，“德政”的理念本身绝对没有错，错的是“方**”—就是说，周朝那样的分封制是行不通的，纯粹的人治也是行不通的，周王朝提出的帝国架构，实际上就是等于西方所说的“空想国”。而秦制（法家）就是周《礼》的对立面，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两种方案无法糅合的前提下，大汉帝国的“外儒内法”与“秦制儒学”就应运而生。二、君权神授与外儒内法—修成正果的**制度
今天许多人攻击、不屑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都将它视为**、愚民的“术”，而不是“道”。这套理论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是细究之后，却觉得凡持此理论者，根本没有解释清楚“术”与“道”是什么。孤立地看“君权神授”这个词，感觉是要搞政教合一似的。可是许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里面的“神”，却不是西方那种虚无、虚构出来的天神，而是依然是“天子”里的那个“天”。注意：由于《尚书》《周礼》把“天子”定义为“人”，而“天”又有“天道”，是世间万物的自然法则规律；除此之外，“天”又还有“宗”，即“祖宗”、“宗法”的含义。因此，“君权神授”的“神”就不是宗教概念，也不是虚无、虚构的概念，而是人本位主义。而指导这个“神”的，就是“德政”，也就是《儒家》“先圣后王”—要做好统治者，必须先做个圣人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由于儒家提出的道德要求，已经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因此，在董仲舒化用《洪范》等五经圣典去给汉武帝设计为政之道时，儒家就给本来无限制的皇权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就是：不能践踏道德的底线！于是：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他成了真的“神”；可是，他又被人类的道德所束缚，那他只好变成“神人”。很绕是吧？那就简单粗暴地直译吧~
对于**，你要像神一样崇高，一样不可冒犯。但是，对于人民，你却要像神一样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因此，才有了“外王内圣”、“外圣内王”的帝王人格。在这个基础上，汉帝国又把法家、道家拿了进来，“君主制”的完美装备就配齐了—道儒法王道：万法归一、尊循天道，谨记自己也是世间万物的一份子，不可随意“逆天”；儒：修身齐家，德仁兼备，成为一名品德高尚的优秀之人；法：无规则不成方圆，无法即“无天”，有时候必须严刑酷法才可平定局势，是为“乱世用重典”—儒家为何在春秋战国不受待见的原因，其实很好解释，非常简单~
王：即王霸之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宣帝
从汉宣帝反对“德教”就可以看出，汉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根本就不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是在在董仲舒、胡毋生等人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糅杂了法家思想和荀子的《王霸》和融合成的“儒”。比如“公羊派”的“大一统”就和荀子的王霸之道，“大报仇”则比王霸之道还更激进—所以，武帝能得到士大夫阶层一致的支持，全力打击匈奴，就不难理解了吧？在公羊派的主张中下，身为统治阶级的汉武帝又添加了自己与帝国全局的利益考虑，如保留了汉以立国的“黄老道学”，加强了儒家对**制度的主张（在法家方面是弱化了秦国的法治程度），这些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儒术”。现在，理解**的君主制与其产生的原因和目的，就不难想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