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为何执意**杀**第一悍将高敬亭？一般人们将**开展抗战的第一仗归于粟裕指挥的苏南韦岗战斗。其实，苏南韦岗战斗是在1938年6月16日打响的，而在这之前的5月12日，**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的伏击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仗。在**战争期间，高敬亭率部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短短一年，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高敬亭被视为**第一悍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负责人项英等逮捕，24日被以“**、**央、**”的罪名**决。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敬亭确实有错在先，而且错误还很严重。高敬亭是河南新县人。1927年参加著名的黄麻**，后担任红第25军第75师**委员。红25军开始长征后，他在大别山区重新组建红28军，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不但坚持了红旗不倒，还不断壮大发展部队。所以，当**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此人个性非常复杂，身上充满矛盾。他对敌作战非常勇敢，可又热衷于在**内部搞“肃反”，杀害了一批**将士；他与**有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可在第二次**合作时，又能够顺应局势，主动与**地方当局谈判，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合作。导致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线是对**确定的“东进北上”的方针贯彻不力，甚至唆使部下叛逃。1939年初，**针对局势的发展，要求**执行“东进北上”方针。按照该方针，高敬亭要率领部队东进合肥、定远等地，建立皖东**根据地。但是，高敬亭对这个命令有抵触，执行不力。后来，第4支队开始东进以后，高敬亭又瞒着叶挺和张云逸等人要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接到高敬亭的指示，觉得是个机会，竟然叛逃**。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的军纪军法所不容。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5月26日，项英致电**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随后，召开斗争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和**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于是，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被处决。时年32岁。到底是项英还是叶挺冤杀了高敬亭？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却向**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详细]
近日看蔡仁照、孙科佳写的《山河呼啸》书，发现一个很离谱的史实错误：高敬亭不遵**命令，项英向**请示杀他。而事实绝非如此。在**历史上，高敬亭被错杀**一直众说纷纭。其实，终归起来就是二种说法：
一种说法为：高敬亭被杀，是因为他本人拥兵自重，不服从**军部的调遣，不愿意离开大别山，拒绝执行军部要求其东进的命令，并且排斥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郑位三、戴季英。高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其手下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东进途中叛变投敌。于是戴季英给高敬亭扣上了“**”、“**央”、“有可能叛变投敌”和“破坏**”等罪名，在报告给项英后，项英以同样罪名分别上报**中央和**参谋总部。**中央不同意杀高敬亭，**则回电要求立即杀高敬亭。项英接到两份电报后又发电报给叶挺，要叶挺立即处决高敬亭，叶挺在得到项英的指示后，令自己的警卫班对高敬亭实施**决。另一种说法则相反。由曾任第四支队参谋长的林维先主编的《**第四支队简史》中说：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安徽省府所在地金寨。24日，安徽省**兼保安司令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高敬亭的七条罪状。第五战区转报**，**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刑照准”。叶军长带着**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毙。6月24日，叶挺以叶、项名义发布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把高敬亭处决了。这二种说法中，可以明确肯定下来的史实是：叶挺拿着**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命令，对高敬亭执行了**决。这么明确的史实，却被一些人搞得扑朔迷离，我真不明白有一些睁眼说瞎话的人究竟是居心何在？对于第一种说法，即把**杀高敬亭的责任强加到项英头上的说法，《项英传》的作者王辅一少将痛斥这种说法是对项英的诬蔑。当时的**领导人之一李一氓回忆说：当时**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序列，部署在江北，叶挺当时在江北；而**军部及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属第三战区序列。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军部后，项英十分震惊。可见，项英当时并不知道高敬亭的情况。既然第一种说法不成立，那么第二种说法就是叶挺没有告知项英，即执行了**要求处决高敬亭的命令，这样叶挺就应当对高敬亭之死承担责任的。那么，叶挺为什么要处决高敬亭？高敬亭资格老，功劳大，不愿意执行第四支队东进**的命令。叶挺对此很生气：军人最重的是服从，叶挺作为一个带兵的将军，对抗拒执行上司命令的部下自然是“杀将立威”。特别是叶挺在**中有职无权的情况下，“杀将立威”是他最佳的选择。叶挺杀将，为何不与项英商量呢？这就要从叶项矛盾说起。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很尴尬的。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等等。叶项之间有如此矛盾，叶挺要杀的大将，又是跟随项英经过了三年南方艰苦游击战争幸存的精英。叶挺当然不会与项英商量**决高敬亭之事。经过大量的史实梳理和研究发现，错杀高敬亭的真实情况是：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吃掉。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批准，不能擅自作主。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和重庆**，要求严惩高敬亭。**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高敬亭**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见****党新闻网《揭秘：项英叶挺失和与皖南悲剧》）
根据《项英》的作者王辅一少将的研究文章《错杀高敬亭不该责怪项英》中记载：
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1939年“5月3日，**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见《**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状’，…”“接着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戴季英向军长汇报了。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见《**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第31-32页、第32-33页）。从反证材料来看：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作了报告，**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从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1941年5月13日，**代军长**在**中央华中局**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李一氓，在同**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安徽省**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根据安徽省**厅刑侦处陈加胜的研究文章《**将领高敬亭遭**杀的史实过程》记载：
1939年4月，在皖南云岭**委员会上，叶挺军长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军长的意见，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批准，不能擅自作主。（见《**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5月9日，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