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说，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应州之役算不上什么“大捷”，但也绝非败仗，相对准确来讲是“双方打了个**”。战前，大同镇明军对蒙古来犯已经做好比较充分的准备，“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机宜”，而且赶上明武宗御驾亲临前线，给了边军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当然，与明武宗对阵的蒙古达延汗（别称“小王子”）也很厉害，其承袭游牧民族传统，战法机动灵活，投入主力前会对明军防区进行缜密侦察与“火力”试探，一旦发现对方严阵以待、无隙可乘就主动放弃，转而搜寻新漏洞再度展开攻击。这种情况在应州之役期间就出现过—当时5万蒙古军自玉林入侵，明武宗在阳和城中闻讯后，立即做出相应军事部署，下令分驻大同镇辖区各要点及辽东镇、宣府镇、延绥镇的部分边军向大同镇城集结，此举一方面在于增强大同-宣化-京师一线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则故意卖个破绽—通过让大同镇北面诸多隘口“门户**”来诱敌深入以聚而歼之。蒙古军并不清楚明武宗的计策，他们从玉林出发向东沿途寻找可乘之机，发现大同、阳和2城明军戒备森严，遂分兵多路由大同西北方向的防守薄弱地带入侵，钻进了明军布下的“口袋阵”，明武宗诱敌之策初见成效。1517年9月27日（农历），万余蒙古骑兵从大同镇城西北约80里处的弥陀山闯进明军防区，并向南进发约150至160里抵达应州附近。从地图上看，蒙古军前锋已南下深入到大同镇城背后的腹心地带，明军对敌实施夹击、合围的时机基本成熟。按照明武宗的作战设想，他将明军分成3个梯队—第1梯队是大同镇总兵官王勋等所率3支部队，担负“**＋诱敌”的任务。第2梯队是延绥镇副总兵朱銮等所率2支部队，担负抄敌后路、配合第1梯队前后夹击蒙古军的任务。第3梯队（预备队）则由明武宗亲自掌握，随时准备支援、策应前线。几天后的十月初一，应州之役以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拉开序幕。王勋一马当先，督率麾下官兵与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并颇有杀伤。就这样，双方打了3天仗，明军虽居地利，但兵力不占优，机动性上也逊于对手，结果在第3天的战斗中，已形成合围之势的明军反倒被蒙古军分割成2部分，面临遭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况。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得到消息的明武宗从阳和城御驾亲征，带兵赶往战场救援。由于皇帝亲临火线，再加上得到后续兵力补充，明军士气大振，殊死奋战将当面之敌击退，3个梯队的明军得以合兵一处，就地扎营休整。次日凌晨，蒙古军主动发起进攻，明武宗又亲自指挥部队与敌大战100多个回合，战况之激烈竟然连皇帝本人都一度遭遇险情。就这样从早上7点左右一直打到傍晚19时许，双方鏖战了整整12个小时。最后，蒙古军见讨不到便宜，撤兵向西且战且退。明武宗则亲率各部紧追不舍，从应州一口气撵到100多里外的朔州地界后才因天气突变、将士疲惫而停止追击。上述战况大多记载于嘉靖年间编纂的《明武宗实录》中，而梳理史料粗略统计，应州之役从两军交锋到明武宗收兵，先后持续5至6天，双方投入总兵力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斗至少有7次，但据《明武宗实录》描述，明军仅斩获敌首级16颗，自身则阵亡52人、重伤563人，估计轻伤人数要上千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上呈的《晋溪本兵敷奏》记载，就在应州之役前一年，明军还在边境地区重挫来犯蒙古军锐气，大量杀伤敌人，以至于前者撤退时嚎啕大哭，每路过一处明军沿边堡寨就扬言要回来报仇，可见明武宗时期边军战斗力并不差。再如，正德九年约5000明军**进犯的蒙古兀良哈三卫，尚能取得杀敌52人、缴获军马161匹并令对手“破胆”退避百里的战绩，怎么到了规模更大、明军士气更旺盛的应州之役期间，反倒战果变得如此“难看”呢？显然，应州之役的明军真实战果统计被当时的明廷（嘉靖朝）有意压缩，以此“凸显”明武宗赢得的不过是一场名不副实，甚至有粉饰败仗之嫌的“虚假大捷”。据《明经世文编》记载，明武宗驾崩后，一直看不惯前者做派的文官集团马上采取行动，不仅对其宠幸的亲信太监、边将等豹房势力展开大清洗，还以修《武宗实录》、剥夺有功人员奖赏等方式，重新“评价”应州之役，甚至连立下血汗战功的大同镇总兵官王勋也受到波及，被降级处理。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应州之役遭“黑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明武宗驾崩后嘉靖皇帝颁布的即位诏书，一直到《明武宗实录》编纂完成，这场战斗被逐渐扣上了“粉饰败仗”“冒滥军功”“（明武宗）游幸昏狂”等好几口黑锅，恶劣影响延续至今。提及豹房，这里也不妨多说几句。由于明代官方史料将明武宗花费数十万两白银营建豹房的举动，“浓墨重彩”地描绘渲染成前者骄奢无度、荒**堕落、违背祖制的“罪恶策源地”，导致这一宫廷新建设施的实际用途、积极方面都被抹杀乃至“污名化”。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史专家盖杰民（jamesge**s）研究表明，为避开旧有僵化的行政体系束缚，实现恢复明朝军力、重振尚武风气的目标，明武宗特意建造并搬入豹房居住、办公，将之作为帝国新的最高权力中枢。尽管豹房确实被用于明武宗的个人享乐（这对古代帝王来讲也很正常），但不可否认的是，豹房同时还成为了明武宗新设立的“**”，后者可以在此借助手下一套由亲信太监、心腹武官组成的班子，高效灵活地掌控北方边军的训练、调动和作战指挥大权。对于整个体系已趋于颓废的明朝**来讲，明武宗的种种努力（边军京军互调、在皇城内亲自操练士兵、提高武人地位）并没有什么错。那么，又该如何客观看待应州之役的得与失，并还原其历史本色呢？首先从史料来看，明军斩获不多在明朝中后期属于正常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明军战力下降外，恐怕更多还是因为这些行动遇上的蒙古军规模都较小（当时蒙古各部也在不断分化中），即便想扩大战果也难以如愿。例如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春，隶属于山西镇的偏头关明军向朝廷奏报称，他们在正月初出塞与来犯蒙古军作战，双方在多个地点交锋11次，最终明军获胜，取得了杀敌6人、缴获80匹马和一批武器、成功救回被掠走边民11人及牛马牲畜的战果。这份捷报虽未提及明军伤亡情况，但肯定不会对己方战果刻意缩小、隐瞒。从中能看出，尽管明军积极主动且士气较高，官兵“奋勇冲入贼阵”，并采取了正面进攻、设伏、突袭、追击等战术，但打了半天也只歼敌6人，同时却缴获了80匹马，可见明军剿杀的是赶着畜群、顺带劫掠的小股蒙古军（当时蒙古各部兵民合一）。又如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7月，宁夏镇明军出动6000兵马分3路突袭、扫荡贺兰山，先后与敌交锋6次，杀敌42人，缴获驼马141匹、牛羊数千头。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被消灭的敌军中只有1人身披甲胄，应该是一名中级军官或小部落首领。可见，在明军战斗力相对稳定且兵力装备占优的情况下，造成其战绩“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手人数太少，再怎么打也没法出彩。而应州之役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双方直接参战兵力超过2万，明军一方还有皇帝御驾出征。综上判断，应州之役中蒙古军的实际损失（伤亡及被俘）应不少于500人，占其参战兵力5%左右，虽然谈不上遭重创，但也足以大大震慑、动摇前者军心士气。众所周知，蒙古各部自“土木之变”以来颇为轻视明朝，但应州之役后却连续数年不敢再发动大规模入侵，这就很能说明些问题。当然，达延汗于应州之役后不久去世引发蒙古各部势力重新整合，也是蒙古暂时减少南下袭扰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明武宗的御驾亲征，让前者看到了明天子的尚武与血性，进而使其产生畏惧心理，仅此一点就足以肯定应州之役的积极意义。另外，就连《明武宗实录》都承认，应州之役是一场“（明武宗）率少击多”的大战。按照战后明武宗的意思，从随侍太监、总兵、副将、参将、侍郎、御史等文武官员到普通士兵，有多达56449人可获奖赏。但兵部觉得里面水分太大，经审查后决定给其中9555人予以升赏。如果兵部数据更靠谱的话，那么应州之役中明军直接参战官兵当在9500人上下，的确少于蒙古军。换言之，明军在兵力、机动性均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却能取得歼敌约500人（虽然明军损失更大一些）并迫使其此后多年不敢大举南下的战果，这就很了不起。难怪《剑桥**明代史》高度评价应州之战，认为此役“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大军（的成功战例），且皇帝（指明武宗）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