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陶质彩绘，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博物馆。2、陶鹰鼎，属新石器时代，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博物馆。3、后母戊铜鼎，属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亦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4、利簋，属西周早期，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5、大盂鼎，属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千克。6、虢季子白盘，属西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镇虢川司出土。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7、明代凤冠，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风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8、嵌绿松石象牙杯，属商代，1976年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高30.5厘米，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因料造型，颇具匠心。侈口薄唇，中腰微束 9、晋侯苏钟，属西周厉王时期，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10、大克鼎，属西周晚期，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村出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11、太保鼎，属西周初期，传清道光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天津博物馆。12、河姆渡出土朱漆碗，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浙江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食器，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的表面。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3、良渚出土玉琮王，属新石器时代，1986年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14、水晶杯，属战国时期，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实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5、淅川出土铜禁，属春秋中期，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现藏河南博物院。16、莲鹤铜方壶，属春秋中期。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17、齐王墓青铜方镜，属西汉时期，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乡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千克。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现藏淄博市博物馆。18、铸客大铜鼎，属战国时期，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19、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前面是有一个孔栓绳子，后面有两个孔作成木屐的形态。20、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21、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属北魏时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22、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属北齐时期，1979年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23、涅盘变相碑，属唐代，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石雕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大云寺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24、常阳太尊石像，属唐代，山西省运城盐湖区安邑镇道观遗物。像高150厘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现藏山西省博物馆。25、大玉戈，属商代前期，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现藏湖北省博物馆。26、曾侯乙编钟，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27、曾侯乙墓外棺，属战国早期，28、曾侯乙青铜尊盘，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现藏湖北省博物馆。29、彩漆木雕小座屏，属战国时期，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30、红山文化女神像，属新石器晚期，1983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主室西出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31、鸭形玻璃注，属北燕时期，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32、青铜神树，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现藏三星堆博物馆，在汶川大**时，青铜神树当时不停地摇晃，但由于被一根银色钢丝绳牢牢地固定在玻璃罩内，底座也用牢固的螺丝钉加固在大理石底座板上，所以在8.0级强震中没有倒下。33、玉边璋，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现藏三星堆博物馆。34、摇钱树，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绵阳市博物馆。35、铜奔马，属东汉，1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确定为**旅游标志；1985年武威市将“马踏飞燕”定为象征武威腾飞的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