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邀请。圣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5：12）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里的一人就是指亚当。现在，题主的问题是：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他不造一个不犯罪的亚当？想必，有此困惑的人不在少数。根据圣经启示与**教各派共同信奉的基本教义，以及历代**教神学的诠释，上帝全在、全知、全能、全善。但有一个问题是**教一直无法回避的，这个问题曾经由圣奥古斯丁明确提出，即“既然**是全能，为何不能把它整个转变过来，不遗留丝毫的恶？（《忏悔录》）简而言之，上帝与恶如何兼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对待人这一受造物方面上帝限制了自己的万能。上帝何以要限制自己的万能？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即彰显上帝对人的爱。圣约翰说：“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6）这是上帝的奥秘，这一奥秘，并不能按照日常的思维来解读，可谓“道可道，非常道”；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领受，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c.s.路易斯说，上帝是在他的永恒中看到了处在时间中的我们。问题在于处于时间中的我们关心的只是物理时间的刻度。人类始祖亚当违反诫命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实，是人类早期发生史上的一件大事，**的直接后果是上帝剥夺了人类的永生权利，死亡进入了世界。虽然神学家们对死亡的理解并不一致，然而时至今日，人必有一死仍是我们难以逃避的终极命运。可以说，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最大惩罚。既然如此，又怎么可以说，上帝是爱人类的呢？人类始祖亚当最初是被安置在伊甸园里的。伊甸园是地上的乐园，到处生长着生命之树，生命之树上的果实是可以随时享用的，而能够享用这些果实的亚当被赐予永生的福分。不仅如此，作为万物灵长的亚当，还被赋予了给动植物命名的权利。然而，在给动物命名的过程中，亚当发现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唯独自己是孤独一人。为了解决亚当的孤独问题，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了一个女人。最初，这个女人是没有名字的，夏娃这个名字是受罚之后才有的，意为“众生之母”。但是这一身份并非夏娃原初的身份，夏娃原初的身份是亚当的妻子。妻子就是妻子，妻子不是母亲。这一点有必要加以区分。亚当与夏娃的伊甸园图景是人类早期婚姻的写照，在人类早期的婚姻当中完全没有“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的婚姻是无性婚姻。我们今天理解的婚姻通常情况下是与生殖繁衍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儒家曾经将生殖繁衍置于极端的高位，声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在《圣经》中，婚姻与生殖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婚姻不必然与性有关。依照《圣经》，伊甸园中的婚姻是无性婚姻。在无性关系的婚姻中，人是永生的。而有性关系的婚姻，产生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人也不再享有永生的权利，成为必死的受造物。然而，这一后果以及对后代的殃及并非是最可怕的。相比于死亡，最可怕的是人类不知悔改，继续沿着不归路执迷前行。所谓的不知悔改，就是完全参悟不透上帝对人类的爱。爱是上帝最大的奥秘，谁明白谁就会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相信，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最初是没有性意识的，因为圣经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2：25）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亲密的伴侣。当我们读到“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2：23）这段话时，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将亚当与夏娃之间的关系视为从属的关系，而宁愿相信这是强调两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或“一体性”。当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上帝看着是好的，然而“看着是好”并不意味着完美，虽然他们秉有上帝的形象，且含有上帝的灵气。他们仍然走在成长为人的道路上，具有未完成性和某种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事实上他们存在着某些不足，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面临着某种可能改变其人生轨迹的诱惑。不幸的是，这种诱惑的确发生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根据加尔文神学，亚当的受造是完美的，本应没有缺憾。加尔文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实际上把人提高到一切动物之上。人的禀赋极为丰富，整个灵魂在创造的时候非常健全；他有正确的思想，有择善的自由意志。然而，遗憾的是，来自于泥土的亚当竟然不再顺服上帝，恪守诫命，于是“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被消灭了，而他被罚丧失了原有的智慧，力量，圣洁，真理和公义诸美德，代以可怕的愚味，无能，污秽，虚荣和不义，这样，不但他一人受苦，连他的子孙也一同遭殃。这遗传的**就是教父们所称为的‘原罪’”。（加尔文《**教要义》第一卷第十五章）
如此完美的人为什么会堕落？**教思想史上经典的解释是圣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说”，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则传承了这一说法。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能力。除了自由意志，人没有其他意志。罪则是人滥用或误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不是上帝，而只能是人自己，因为罪是人自己自主做出来的，是对上帝的背离。圣奥古斯丁指出：“一切罪都包含在这一类之下：即背离真正永恒的神圣之事而转向变动不居之事。这些事物原本被恰如其分地置于自身应有的位置，通过其特有之美来完成宇宙的整体；然而那堕落失调的人性却甘为奴仆而追逐这些本由神律定为受人支配的东西。（《论自由意志》）
由于自由意志的缘故，人类始祖亚当犯了背离上帝之罪，因而受罚。然而问题是，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就能够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不阻止亚当与夏娃犯罪？夏娃在蛇的引诱之下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渊薮，上帝岂不是一直看在眼里？圣奥古斯丁的回答是，我们并不否认上帝预知一切未来，而我们也按照自己的决定去从事，我们的能力并不因上帝的预知而被剥夺，反而更确切地拥有这种能力，因为其预知不可能错误的上帝，已经预知我将拥有它。（《论自由意志》）然而这一解释并不圆满。马丁·路德曾质疑说：“如果人们承认全知和全能，那么自然而然和不可辩驳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是由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不是由于我们自己而生存和做什么的，而只是由于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知和全能和我们的意志的自由是直接相矛盾的。（《论自由选择》）
约翰·弥尔顿也曾有此困惑，不过在《失乐园》中上帝这样说道：“如果没有自由，他们必定只是唯唯诺诺，表面一套，心里一套，他们能提供什么证据证明真正的忠诚，不变的信念和爱？即使我预见，预见对他们的罪恶而言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的犯罪自导自演，总之，要么出于他们的判断，要么出于他们的选择，没有命运的阴影，没有命运以任何方式强迫，与我预见的准确无误毫无牵连；正因如此，我创造他们，赋予其自由，他们必须保持自由，直到他们奴役自己为止。在这里，上帝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圣奥古斯丁之后，拉丁教父波爱修斯也曾论证了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的一致性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人类把对世俗世界概念“预知”的理解应用于对上帝“预知”的理解，把上帝的预知当成世俗世界的预知，这就难免产生对上帝预知的曲解。波爱修斯认为上帝是超时间性的，因而上帝的预知也是超时间性的。上帝预知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但这种必然性仅仅是对于上帝看到了（即预知）它们而言，仅仅是对于在上帝眼里它们是“已经”发生的**而言。而并不是说，因为上帝看到了它们的发生，因而对这些事物本身而言，其发生就是必然的，上帝的看到迫使这些**必然要发生。这些事物依照自己的本性不会受必然性的束缚，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既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即都是偶然的，上帝不会干预或规定其发生过程。上帝虽在其永恒现在中预知了人的一切行动，但如同事物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一样，人也具有自由选择其行为的意志。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几位神学家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讨论，我们承认有关自由意志的学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创世纪叙事以及罪的问题的理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上述神学家基本上是倾向于否定自由意志的，这就使得问题愈加复杂化。我们一直在寻找可以一劳永逸的答案，但结果是仍然有许多疑问在困扰我们的神经和思维系统。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神学的讨论。比如，在宗教哲学家赵敦华的巨著《圣经历史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赵敦华认为，圣经原罪叙事其实记述的是人类始祖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即“亚当和夏娃犯了骇人听闻的**和通**之罪，以及违约和推诿罪责的罪。（《圣经历史哲学》上卷）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更接近历史真实也更加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