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56,486,856人
蜀汉刘禅炎兴元年（236年）：蜀汉940,000人
曹魏曹奂景元元年（236年）：曹魏4,432,881人
东吴孙皓天纪四年（280年）：东吴2,300,000人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16,163,863人
检查了一下，肯定没错。楼主可以拿去写论文了。关于三国时期人口数量之辨析
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天灾**不断，旱灾、水灾、瘟疫、**、少数民族叛乱，导致东汉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建和元年春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①；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②，更有着名的“黄巾之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就不计其数了。司隶、豫州、冀州是东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司隶人口约三百万、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占东汉人口约五千多万的四分之一强③，但仅上述延熙九年的饥荒，司隶、豫州就饿死三四百万，其他原因导致户数的丧失，就更难以计算了。自黄巾**之后，东汉**虽然**了主要的几支黄巾军，但黑山、青兖黄巾等余部尚散布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凉州汉羌各族的**，又不断对司隶进行袭扰。汉灵帝无力处置，又在几年后病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然而，统治阶层内部在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中两败俱伤，引来了另一个权力的觊觎者董卓。董卓对治理**无甚才能，但在破坏上却有着惊人的能力。“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在面对关东州郡的联合讨伐下，董卓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到汉献帝入关时，加上迁徙而来的人口三辅户口也不过才数十万，人口户数的丧失，可见一斑。紧接着的军阀混战，更是人口迅速丧失的根源。首先是饥荒，连**都不能保证粮食供应，老百姓就只有活活饿死了，甚至人吃人。“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⑤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蝗虫起，百姓大饿”、“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也不得不“罢吏兵新募者”以节约粮食⑥。其次是战乱，曹操征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⑦。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⑧。再次，战争对于作为强壮劳动力的战士的摧残，也到了无所复加的地步。麹义与乌桓、鲜卑“合兵十万”进攻公孙瓒，由于粮食缺乏和战斗损失，在撤退时只有“余众数千人”⑨。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战败，“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⑩
自汉桓帝时开始持续到汉灵帝时长达四十余年的天灾**，以及随之而来二十余年的长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损。以至于曹操拿到冀州的户口簿，发现“可得三十万众”，惊喜的称之为“大州”①，实际上这个户口统计的年份甚是可疑，自董卓之乱直至曹操平定冀州，这段时间冀州长期陷入战乱，毫无可能进行人口统计，这个户口的统计当在汉灵帝末。况且“可得三十万众”，按照壮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都在服兵役的年龄之内）与老弱妇孺的比例，整个冀州的人口也已锐减到一百多万，远远低于五十多年前的五百七十万。北方战乱不断，并不代表南方就是世外桃源。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都**过反对自己的大规模叛乱；荆州的刘表除了与袁术争夺南阳之外，还**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叛乱；而扬州的刘繇被孙策赶到豫章，孙策又马不停蹄的降服诸郡，当相比而言还算战乱最轻的地域。远在绝域的交州，倒是一片繁荣景象。赤壁之战后，荆州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人口迅速减少，经济遭到破坏，所以庞统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②。刘备在平定益州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抵抗不大，所以益州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也不是很大。孙权主要的活动是平定山越，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③，以及骚扰淮南，俘虏人口，江东及交州基本上没有战争的创痕。迄于三国初期，人口才有了相关记载。但我所述三国时期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但**的赋役和兵役都是他们承担，对于我下面将要论述的各国兵力是主体与枝叶的关系，所以我并不将脱籍的人口计算在内，只计算**所能控制的人口。关于曹魏的户口，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户口缺乏记载。在魏明帝时杜恕说“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陈群则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三人异口同辞强调人口寡少，即使按照杜恕的说法，东汉时豫州人口约六百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魏国早期人口并不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数字。西晋时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那么魏国的人口应为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也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所以王浚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的统计数字。根据上述数据，魏、蜀、吴三国末期时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官吏和**）。《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户口数是“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户”，《晋书·地理志》则记载为“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三国的户、口数大约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西晋的户口数，《晋志·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时，“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与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晋刚刚灭掉吴国，所以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只有十七年。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应当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西晋初期**清明，经济发展，这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其次，推行轻徭薄赋，经济的发展使部分脱籍人口想要稳定，这样就必须重新入籍。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记载：“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这与《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两年内西晋的户数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的编户。太康三年**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④。①《后汉书·桓帝纪》②《后汉书·灵帝纪》③《续汉书·郡国志》④《后汉书·董卓传》⑤《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王沈《魏书》⑥《三国志·魏书·太祖纪》⑦《后汉书·陶谦传》⑧《三国志·魏书·董卓传》⑨《后汉书·公孙瓒传》⑩《后汉书·袁绍传》①《三国志·魏书·崔琰传》②《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④《**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四章（户籍制度）·第一节（户口数的历史记载）》（白寿彝总主编）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html?md=3魏(220～265)、蜀(221～263)、吴(229～280)三国的军事制度。东汉末年，**黄巾**过程中出现的**割据势力，经过混战兼并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三国又不断为一统天下而争战。频繁的战争，促进三**事制度在两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各国因创建过程和地理差异，又有不同特点。军事领导体制 三国形成时期，起兵将军或王，都打着汉王朝旗号，亲自领兵，以其幕府为军事指挥机构。曹丕称帝后，魏军权集中于皇帝，置尚书、中书二省长官为军政辅佐。尚书省之下设五兵尚书曹，为处理日常军事要务的专门机构，并分置中兵、外兵、都兵、别兵和骑兵五曹郎，分理不同**事务。凡有征伐，皇帝临时命宗室重臣为大将军或都督中外诸军事，**参战诸军。后置而不废，成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末期，魏**权旁落司马氏，司马昭相府实为最高军事机构。蜀国建立后，刘备废大司马，亲掌军权，并统兵征战，以诸葛亮任丞相的丞相府为统御全**政的最高机关。刘禅当政后，诸葛亮掌军政大权，总揽全军。末年，则以大司马主管军政，以大将军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军事统帅。吴**政大权决于孙权，以左、右大司马掌军事行政，大将军或上大将军为最高统帅。孙亮即位后，置大司马为最高军事统帅。其后，通常以大将军冠督中外诸军事或领中外诸军事总掌全**务。此外，三国设军师参议军务，或协助将帅统军。曹操于建安(196～219)初年设军师，他任司空后又设军师祭酒，继有中、前、左、右军师。后来，外军中也设置军师，如征南、征东军师。曹丕称帝后，高级武官下皆设军师，如太尉军师、大司马军师、大将军军师、抚军大将军军师等。蜀国早期有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既当参谋又有指挥权，后来设中、前、后军师，也多为将军兼任。吴后期所设左、右军师，一般以左、右大司马兼任。地方军事机构，三国承汉，实行州郡领兵制。州刺史(州牧)或冠将军号，或以持节都督兼任，为辖境最高军政长官。郡太守加将军号者领郡兵，并置都尉专管。**构成 三国形成时期之初，各起兵将领以将军亲自统军，兵力较少，并集中使用，实各为一支**。赤壁之战奠定三国鼎立基础后，曹操同时要对付刘备、孙权，其中央军分为集中机动与分区镇守两部分：一部分集中于中央所在地，担任宿卫兼出征，称中军；另一部分由中央派遣，分别镇守京外，尤其是与蜀、吴邻近地区的军事要点，称外军。中外军体制随之形成。当时，孙权、刘备仍以将军或王开府(设立机构)，统掌军政大权，实行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