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明日方舟安洁丽娜

在《陆犯焉识》中，严歌苓的笔触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浮华地美国、上海和其后半生被禁锢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诡尽收眼底。全书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大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作者在主人公名字上也都做了文章—陆焉识、冯婉喻—就算**的“陆”不是作者有意为之，“哪里识别得出委婉的讽喻”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陆犯焉识》的一个公然的秘密，是关于题材和写作技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实境遇以及自身畏葸的心理因素，造成了内地作家对不少特殊文学题材的无奈、无助以及（由此引致的）无知，这些题材因禁忌而成为公然废弃的富矿（称这些题材为“富矿”，显然不是为了炫耀）。作为侨民的海外华语作家不必像卓别林《淘金记》的主人公那样历经困苦，就已然由于身份原因坐拥了金山。何况，海外经历让这些写作者见识了新世界，体悟了新概念，确立了新立场，一件陈年的、毫无故事的普通旗袍都能被思考和想象方式焕然一新的作者改出别致的欧美样式，更不用说大部分特殊题材本身就拥有删除不尽的传奇色彩。《陆犯焉识》写了三个时期—1954年前，1954年至1976年，1976年后。居于叙事核心地位的，是1954年陆焉识因不识时务，在“肃反”中被投入大牢，并因其进一步的不识时务而被判为无期，投入西北荒漠劳动改造，直至**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严歌苓没有浪费这个题材，小说写了荒漠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犯人对监管者的行贿，囚徒的凶残和偶尔流露的温情…陆焉识也在此过程中变成了绰号“老几”的老无期，并假装结巴以适应改造，还有一次成功地做了“逃犯”。作者为加强作品的可读性，因而（即使从全书来看）叙事节奏快慢结合，叙事色调或明或暗，始终保持在一个点到即止的分寸上，不致品读起来太过压抑或放松。或许，严歌苓早就深谙《人猿泰山》的创造者e.r.巴勒斯的名言，“尽量不使读者动脑筋是一本书畅销的关键”。更重要的，可能是作者根本无意为那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立传或安魂，题材本来就是凑巧送上门来的，只能成为某个鲜明主题的悬浮背景，用完即抛。作者更为关注的，始终是那个所谓的“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1954年“肃反”之前的陆焉识，循着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流行的套路，才华，以及才华带来的嫉恨；继母，以及继母张罗的婚姻；妻子，以及妻子的柔顺；出轨，以及出轨后的坦然。被捕之前，继母去世；被捕之后，才华再无用武之地，“陆犯焉识”的人生中只剩下了两个关键词—妻子和出轨。没错，这正是作者要写的那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之一。**的二十多年，成了陆焉识忏悔的时间长度，他在心里盲写给妻子的信（真实的信因为有人检查，写得更像公文），逃狱，都是为了忏悔自己的出轨，赢回自己曾经弃之若敝屐的妻子的爱。他意识到，那个此前在他眼中几乎一无是处的妻子，原来有“很美很艳的时候，起码她有美得耀眼的瞬间”，“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多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五十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陆焉识破译的，其实是严歌苓的爱情观，“最最强烈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爱情，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罗密欧和茱丽叶。这种爱情连苦涩都会享受的，而且我觉得爱情在所有的时候都在发生，在最艰苦，沉重的大时代里，爱情都在发生”。不论“最最强烈的爱情”是不是“被禁锢的”，可以肯定的是，爱情确实“所有的时候都在发生”。然而，文学作品书写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所有的时候”，而是跟所写的“这个时候”在一起的。作为人物的“这个人”与其共生的“这个时候”对抗、争斗、妥协，最终生成精致微妙的样式，如此，才是“这个人”的爱情，也才是爱情所在的“这个时候”，双方各自以对方的成立而生动。但在《陆犯焉识》里，严歌苓却把与陆焉识共生的时代作成了背景，被她抽象出来的“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于是，这爱情因超脱于时空而没有东西能伤害，却也因为没有温度、气息和疾病，丧失了动人的力量。单单关注爱情，或许小视了严歌苓这部“写得最用心”、“也是最满意”的书，因为作者要写的，是“一个人对感情、对自由的一场近一个世纪的彻悟”。毫无疑问，主人公对“自由”的“彻悟”，是严歌苓要写的另一个“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通的秘密”。从这个方向上看，“陆犯焉识”的“囚犯”含义就不仅仅是实质上的牢狱之灾，还包括身心不得自由的隐形囚禁。想到这一层，回顾陆焉识的一生，果然，他一直被囚禁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之中。在家庭中，继母以软弱为利器的爱囚禁了他；在爱情上，妻子的不遂人意囚禁了他；在社会上，派系的争斗囚禁了他…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陆焉识的一生，疏而不漏。在这样的困窘中，陆焉识慢慢地“彻悟”了“自由”的含义。从作品来看，所谓的“彻悟”，最终仍然与爱情密切相关—跟发妻冯婉喻一起，陆焉识完成了对自由的认知。这就要讲到小说的第三个时段，1976年之后的故事了。获释的陆焉识有了向妻子忏悔，从而放下压在自己心中二十几年的巨石的可能。就在这时，作品给出了一个琼瑶式的结尾—冯婉喻失去了记忆，她不再认识清醒时宠着、爱着、崇拜着的丈夫了。因为失忆，婉喻的性情也变了，一改往日的端庄、含蓄、隐忍，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破口大骂，并在最后的岁月里坚持赤身**。妻子去世之后，陆焉识历经二十多年**而不改的直言批评社会和**的习惯让儿子不堪忍受，于是，他又几近被子女囚禁了起来。最终，陆焉识带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因为“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反转，陆焉识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这一奇异的反转令人不禁小心翼翼地猜测，或许作者所谓的自由，是由时间、诿过和逃避提供的，并不具备强悍的生命力。沿着作品提供的线索分析，不难发现，即使陆焉识不“彻悟”，家庭的囚禁也随着继母的去世戛然而止；而社会的囚禁，时代的罪过和无耻者的攻讦是合情合理的借口，作者早就凭此让陆焉识预先摆脱了造成这一不自由的自身原因，也用不到他自己来“彻悟”。就连冯婉喻的失忆，也是作者出于好心给予人物的自由，因为担心婉喻“看见她的丈夫非常地失望”，因而以失忆的方式“让她自由，而且在自由的王国里她有非常美好的感觉就是她在等待，长别离变成了一种挺让她享受的过程”。全书严歌苓强调的两个核心秘密—爱情和自由，拥有同样的结局，都是作者抽象出来的虚拟普世标准，这抽象的标准仿佛木偶戏里牵动人物的引线，从而让时代、地域、变革都成了为证成这标准而先设的布景。男性视角
《陆犯焉识》以男性的视角勾勒出一部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精神的磨难史，但严歌苓将历史内化为女性的生命体验，从“性别”缺失者的角度把冯仪芳、望达、韩念痕、冯婉喻等女性置于他者化、物象化的位置，拨开隐蔽女性**背后的代码，书写女性在无言历史建构中无可替代的意义与男性他者化隐喻象征背后的真实内涵，从而还原了男性历史背后的女性真实生命体验，揭示出女性作为无言的沉默者在历史缔造中并非是沉默的事实。多重叙事角度 从表面看，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是“我”――陆焉识的孙女冯学峰，作者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了“我祖父”陆焉识的一生坎坷经历以及“祖父祖母”之间奇异的感情纠葛。由于年龄的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上价值观的不成熟，年轻一代在叙述新**成立以后的那次历史文化浩劫时，不免就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或者“间离”的效果。由此品读起来奇异新颖、荒诞而神秘，增强了作品的阅读情趣和审美效果，比如祖父那犹如“照相机”般惊人的记忆力、那神奇的“盲写”技能、特殊的历史经历，还有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海外爱情、重庆爱情以及与妻子冯婉瑜的迟到而炽烈的爱情，小说后半部分，陆焉识恢复名誉回到上海的种种不适，与失忆的冯婉瑜的新的恋爱，儿女的疏离与担心，上海里弄小市民的种种猜测与算计，从小女孩的角度也一一得到细腻的展示，暗示了强权**给人性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毁灭性的摧残，而这种叙事模式也使得小说摆脱了因**色彩浓郁而带来的过多的反思阐释，从而避免堕入沉重感伤的调子中，使作品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增添了荒诞气息。小说中还有一个隐身的然而更确定的叙事者，就是陆焉识的回忆录，小女孩的叙述就是基于此，小说中处处强调这一点，“我”是根据读祖父盲写出来的散文、笔记、回忆录等来想象他的一生。“在我祖父写的散笔和散文里，有关那个叫梁葫芦的男孩占不少篇幅，能读出一个无法无天的少年形象…”叙述人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拉开读者与故事的叙述距离，同样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小说既是在讲述过去，又在讲述自身，从而成为一个自我完整的空间。有了回忆录的介入，小女孩的叙事往往在不经意间过渡到祖父陆焉识的话语视角，这就构成了作品第三重的叙事角度，这里，大量充实繁复的细节打破了间离的审美效果，让读者可以直面荒诞世界，身临其境。比如：陆焉识的时隐时现的结巴，象征着知识分子在**话语霸权下的自我**；梁葫芦遭受谢队的**被磨秃的脑壳显示了极权体制下人性的扭曲；还有陆焉识逃跑过程中跌落糖缸，身上浸满了糖水后形成糖衣并一路作为食物支撑他摆脱追逃的情节等等，都显示出奇诡的浪漫色彩。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常常还有一个“声音”在**探脑，它“时隐时现，如魑如魅，难以捉摸，可同时又那么生机勃勃。它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入或走出故事，对情节的发展进行主观化的阐释和各种形式的干预，使小说呈现出奇妙的文学景观。这第四重叙事角度就是作家自己。严歌苓是个极具浪漫气质的个性鲜明的作家，有时会直接进入作品本身，表达自己的情感。最精彩的也是严歌苓最拿手的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比如恩娘的风情精明、冯婉瑜的温婉痴情、韩念痕的灵动浪漫、以及冯丹珏的轻灵单纯与之后的粗糙冷静等等，即使是邓指的安徽媳妇颖花儿妈，作者着墨不多，但点染几笔，也写出了其温暖多情的特点。冯婉喻身上既有扶桑的沉静忍让，又有王葡萄的母性妩媚，同时还有小鱼的痴情奉献。尤其是冯婉瑜去世前后的描写，作者采用全知全能的角度，交待了冯婉瑜在漫长等待中做出的种种牺牲，她的性格的丰富性与层次感与其说是陆焉识的感受，不如说是作家浓墨重彩的深情寄托，这也沿袭了严歌苓一贯的对女性形象的描摹功力。灵动的叙事时间 叙事文学离不开时间的扭曲与变形，时间是小说叙事的最基本层面。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小说涉及两种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则是叙事者对故事时间加以描绘形成的文本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并不一致，“小说的这种双重时间性质赋予了叙事语篇根据一种时间去变化乃至创造另一种时间的功能。因而，作家可以任意打破故事时间序列，在作品中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意味来。在《陆犯焉识》中严歌苓灵活地运用了这种自由的叙事模式，让“当时”与“将来”穿插进行。如：“我祖父朝着大荒漠外走去的时候，是想到了1936年那个绵绵冬雨的下午的…”。书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句式，另外作者经常有意地点明准确的时间词语，使读者既产生了间离的艺术感觉，又使得故事情节真实而灵动，具有极强的戏剧化张力。在很多章节的承启之间，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这些都使得小说情节发展连绵不绝而情调上缠绵悱恻，非常符合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展示。除此而外，对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而言，叙事时间的节奏安排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技巧。《陆犯焉识》中主要有两个大的场景，一是陆焉识**服刑生活，一是入狱前与回归后的上海的家庭生活，其中不断穿插闪回的是陆焉识被捕服刑之前的人生历程（主要包括海外生活和重庆生活）。第一个场景的中心故事是陆焉识想方设法去观看有女儿镜头的纪录片，女儿是他黑暗生活的一缕光明，是他渴望家庭温暖的感情寄托。在陆焉识处心积虑的谋划中，牢狱生活的暗无天日，梁葫芦的惨痛身世、邓指的善良忠厚一一从容地展示出来，为主人公精神的诠释提供了广阔而深远的背景。尤其是对牢狱生活的描写显示了非人性非理性的时代的荒诞。监狱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细致刻画构成了丘壑起伏的节奏，这些特写和定格，传递了强烈的信号。比如当他千辛万苦最终看到了银幕上小女儿身影时，有一段特写式描写，这是人物情绪的一次集聚与爆发，女儿的影像唤醒了“老几”被压制的真情，激发了他被摧残的尊严，也最终促使他去完成一次回归亲情的逃亡。另外，时空在严歌苓的巧妙叙事中可以并存，两个场面形成两条线索，有时并行，有时交叉，构成如蒙太奇般的艺术效果，渲染了男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