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业文明进程和进化进程在不同时间展开，百万年进化的结果无法如现代生活方式那样迅速变化，合作或利他的“生理—心理”机制便成了进化留下的遗产，仍让人们对不幸者心生悲悯，对奉献者满怀崇敬，对投机者义愤填膺；也让心怀叵测者能够操纵他人，利用人们的合作来满足其私欲。受进化论的影响，物种的生存和再生产不但成为理解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行为的基本框架，也使理性经济人利己的假说大行其道。然而，人的行为并非都是利己的，也有奉献、牺牲的举动。人的合作、利他行为，难以用经济人假说作简单化的解释。在解释合作动机时，进化仍然是研究者们的基本思路。特里沃斯等人提出的“合作源于互惠企图，是一类基于原始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行为”的观点，已为多数人所接受。在一个小群体里，通常大家都有血亲关系，合作是有利于大家的行为方式。利他的结果，被解释为利己动机的“副产品”，这恰好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不过，这种基于小社会成员互惠而产生的合作也有其另一面。半个多世纪前，谢里夫在其著名的“老鹰对响尾蛇”实验中，把一群彼此不认识的小男孩随机地分为两个童子军小组，住在不同的营地里。不久，两小组表现出群体认同感和彼此合作的行为。诡异的是，当宣布两组间将会有一场棒球比赛后，从未谋面的两组成员赛场相见，竟怒不可遏地对骂起来。在一次电脑模拟实验中，**学家阿克赛罗德随机分配给“人们”不同的颜色，设定他们可以：（1）和每个人合作；（2）不和任何人合作；（3）只和与自己颜色一致的人合作；（4）只和自己颜色不同的人合作。这些虚拟的“人”和真实的人一样，能不断学习。计算程序设定，如果与随机遇到的其他人合作成功，便会得分，而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方是否也打算合作。按照程序，每个“人”至少有一千次与“他人”打交道，检验自己的策略，总结经验的机会。结果显示，把“与自己的颜色是否一致”作为合作选择标准者最成功。而且，四分之三的“人”最终都转向这样的策略。原本无意义的颜色在互动中竟成了界定群体的指标，带来合作和友善，也带来偏见和歧视。据研究者解释，当人无法确定与谁合作、提防谁时，便会借助任何可能的线索，尽管开始时常是武断和毫无道理的。一种可能是，人总会找出方法并作出决定，而无论其合理与否。认同一群体，同时意味着拒斥另一群体，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合作具有更纯粹的奉献意义时，互惠说显得解释乏力。研究者安排彼此陌生的被试参与实验，不给他们任何交流的机会，不依其实验中的行为来决定报酬。实验后，让被试各自单独离开实验场地，使其无法建立哪怕是最松散的社会关系，难以产生日后互惠的动机。然而，即便如此，相当数量的被试竟也会作出合作或利他的选择，出现了一些无法用互惠解释的“残余”。研究者不得不从经济学转向人类进化过程来考虑。对“残余”常见的解释依然难以脱离进化的框架。研究者相信，在早期人类中，如果个体的奉献行为可增加其所属群体基因成功复制的概率，这种奉献便成为适应性行为。凭借自然选择的推动，合作或利他倾向逐渐成为一类世代传递、稳定难变的进化机制。当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复存在，成千上万的现代陌生人生活在叫做大都市聚落中，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合作记录难以保持，合作行为是否能带来互惠成为大可存疑的问题。由于工业文明进程和进化进程在不同时间展开，百万年进化的结果无法如现代生活方式那样迅速变化，合作或利他的“生理—心理”机制便成了进化留下的遗产，仍让人们对不幸者心生悲悯，对奉献者满怀崇敬，对投机者义愤填膺；也让心怀叵测者能够操纵他人，利用人们的合作来满足其私欲。波汉姆和豪森因此相信，在现代生活中，合作这种曾经是适应性的生理和心理机制成为了一种误用，恰如祖先在远古环境中发展出对糖类和脂肪的敏感与热爱，并将这种适应性行为倾向传递给子孙，以致我们按捺不住地大嚼汉堡和薯条。神经科学与遗传学的解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被用来支持“合作有着生理学、遗传学根据”这一主张，与基于进化角度的解释相互补充。以对社会惩罚的研究为例，假定合作是基于互惠企图而来的行为，社会成员总会有人试图利用乃至滥用他人的帮助，为此，社会必须发展出惩罚投机者的机制来维系合作。这种机制可以是法律，或社会舆论和个体自发的**行为。见义勇为就属于其体现形式。“勇为者”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回报却充满不确定性。在对这类研究中，波汉姆等人发现，身体中**丸酮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充当“勇为者”，或志愿“惩罚者”。以对信任的研究为例。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在经典的信任游戏实验中，扎克等人给实验组被试注射催产素，给控制组被试注射安慰剂。结果显示，实验组被试对他人的信任度高于控制组，两组差别十分显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发现说明无意识的生理动力会对合作行为产生造成影响；在具体情境中，合作可能始于体内化学分泌物的启动。再如，不久前，在赛撒里尼等人于瑞典和美国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作为被试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参加信任游戏。遗传可能性分析显示，被试的表型差别与同卵或异卵所表示的基因差别呈明显相关性，说明基因遗传因素对是否合作有显著影响。更早些时候，金凯萨等人在使用大脑成像技术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信任游戏中的利他行为能够加剧大脑中一个称作尾核神经元的脑区的电活动，而该脑区的另一已知功能是在体验食物、饮料、摇滚乐或性时给人以激励。在脑神经层面上，进化为大脑带来某种正面感受机制。善举之后的愉悦感盖由此而来。由费尔领导的著名的苏黎世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所，也不断提供着类似的证据。这些证据，使人没有理由不严肃对待合作有其生理与心理基础的假说。以刘翔为例，如果他生活在贵州山区，无幸遇到法眼独具的伯乐，没有专业训练的可能，他和我们的基因差别便无法带来显著的表型差别。后天或情境因素是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不过，你我即便有了这些后天或境遇因素，至多田径场上多一个业余爱好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