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寓意乃“使辖区内物阜民丰”
在《辞海》中，官字的解释是：
1、旧称担任**或**职务的人员。《易·系辞下》：“百官以治。2、为官。韩愈《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闻君笃行能官，请相见，署诸从事。亦指使为官。《书·泰誓上》：“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官字的解释为：“官，吏事君也。故“官”又为官员之意。如果从“官”字的结构来看，甲骨文字形从“宀”，其本义为屋舍、庐舍，以冖覆众，则有治众的意思。“官”字的下半部分为“阜”省，其甲骨文像臀**之形，表示为坐卧止息。从引申义来看，“宀”表示区域、范围；“阜”则有盛、多之意。“阜”省居于“宀”之下，形成一个“官”字，表示在一定范围内管理众人，是为**和君王管理相关事务的人员。“阜”的甲骨文像山崖边的石磴，本义为土山，寓意为官者要站得高看得远。“阜”又原本为**驻扎之所，也就是说，最早的官员任命制度就是军政合一的。“宀”与“阜”省为“官”，寓意为官者要使辖区内物阜民丰…
**“官”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而最早出现官员一词的古籍是《周书·卢辩传》：“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此后，史籍中的官字更是屡屡出现。如《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礼记·王制》：“任官然后爵之。《礼记·曲礼》：“在官言官。从**古人当官的途径来看，大致分为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主要有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古代官员如何进行考核？**古代有一套系统的官吏考核制度，“考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政绩考核。所谓“考课”，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考，就是考查自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吏在其任职期间执行**法令的具体表现；二是课，就是依照**的行政计划进行督课。总之，考课就是**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据考，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曾提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从先秦开始，强调以德、能、功来要求官吏，考课制度自秦始皇颁布《为吏之道》起，遂逐渐走向完备。秦代《为吏之道》中对官员的考核方式为“上计”制度，所谓“计”就是“计书”，即统计册，这种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终将辖区内户口、垦田、赋税等情况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上报朝廷，接受考核，皇帝则根据其政绩优劣，**行赏，或是给予惩罚。到了唐代，**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在历朝历代中，被问责的并不鲜见
在**古代，官员问责制度同样由来久远。2500年前，**就有官员问责的思想和规定。《周礼·地官》记载：“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韩诗外传》也有：“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尚书大传》对于问责的记载甚至还有不少细节：“蛮夷猾夏，寇贼奸究，则责之司马。在历朝历代中，被问责的案例并不鲜见。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东明县官员欺软怕强，搞**，在确认民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大家结伙向知县告状。可县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人们见县长不理，就聚集到开封府**，开封府也不受理，**群众掉头涌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王安石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问责贾县长，果断拿掉了他的官帽。明万历三年（公元 1575年），张居正共问责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抚按诸臣54人，对一些官员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 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经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朝廷立即从重处理。古代官员为政不力造成后果，被上级问责的比比皆是，但还有一些工作有失误的古代官员，主动要求甚至以死相逼恳求上级处罚的。蜀国大将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军令，不听部下王平的正确建议，把**安排在街亭沿线的山坡上，被魏国大将张包围在山上，断了水道，蜀军不战自乱，失了街亭。结果，蜀军进退无路，只能撤退，同时丢失了南安、安定、天水三城。此次作战失败，是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命令，跟诸葛亮没啥关系，但诸葛亮还是以“用人失察”为由，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古代官员有试用期？在**古代，官吏担任新职，须经一年时间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称职者方可“为真”，即正式担任该官职，不称职者罢归原职或**《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全俸。所谓“试守一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试用期为一年。这样的试守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秦策五》记载：“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文信侯吕不韦被罢免相国回到封地，他的党羽司空马逃往赵国，赵王于是让他试做相国。纵观历朝历代，将官员的“试用期”推行得最彻底的当属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时期，“试官”成为一种制度。当时，想为官者，都可通过自荐或推荐的方式，达到做官或者升官的目的。他们被称为“试用之官”。在武则天执政的 50多年中，取进士达一千多人，平均每年的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期增加一倍以上。武周天授元年（公元 690年），她还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不仅如此，武则天还放手给人官做。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正月初一，她召见各地推荐的人才，全部予以录用。由于官员人数急剧增加，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补阙与拾遗均为官名，居然可用车载斗量，足见数量之多。不久，文人沈全交在后面补了两句：“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里的“存抚使”是举荐人才的官，沈全交说他们都是面糊的；“圣神皇”指的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当时的尊号就叫“圣神皇帝”。尽管这首“拾遗补阙”的歌谣不乏讽刺意味，但武则天不仅坚信试官对于其选拔贤能的重要性，而且严格规定：“试官”者不作为或不称职，一经发现，轻者革职，重者诛杀。因此想投机为官者，并不敢豁出自己的性命去试官，而真正的贤能自然是“真金不怕火炼”的，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一大批名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出现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考核
政绩考核“唯gdp”论的一大弊端,就是一刀切,同一把尺子去评价,结果出现“长跑和游泳一起比赛”“鹌鹑与大鹅一起比大小”的荒谬,一些资源条件差、底子薄的地区,工作再努力,社会再和谐,但考核也排不上好名次。近年来,各地**考核中出现的另一个新变化—开始注重分类考核,不再忽略各地的差异性,注重科学、切合实际。事实上,古代官员政绩考核也是比较注重差异化的。在明朝,充分考虑各地州县政务繁忙难易程度并不一样,虽然所有的州县长官的品级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同样的标准委派官员的话,因为各位官员的能力不同,就会造成处理政务不适应的问题。为此明朝在将州县官品级划一后不久,洪武十四年(1381)就按照各州县负担的赋税数量来确定“繁”或“简”。凡征粮7万石以上的州、3万石以上的县就是“繁”,在这数额以下的就是“简”,在挑选任命州县长官时,要考虑到繁、简的因素。到隆庆元年(1567)吏部奉旨将天下府州县按照“大小、繁简、冲僻、难易”4项标准划分上、中、下3个等级。清朝入关仍然按照明朝制度,划分等级的标准简化为4个方面:冲、繁、疲、难。到雍正六年(1728)又进一步明确:“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地当孔道为冲”,交通要道。“政务纷纭者为繁”,事情繁多。“赋多逋欠者为疲”,税不易收。“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治安复杂。按照这4个项标准进行划分,清朝将州县缺分成简缺、中缺、要缺、最要缺4个等级。一个地方4个字都全的,就是“最要缺”,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而且考核成绩不错的人才可以担任；有3个字的,就是“要缺”,也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的人担任；有两个字的,是为中缺,可由有佐贰官经历、或在朝考中成绩较好的人担任；只有1个字或1个字都没有的州县,就是“简缺”,可以从初选官的人来担任。凡最要缺、要缺往往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督抚来任命,而中缺、简缺由朝廷吏部直接任命。每个省的州县等级划分必须要经过朝廷的批准,一般来说,各省的州县缺要简数量是固定的,升一个简缺为要缺,就必须同时也降一个要缺为简缺。根据《清史稿·地理志》来统计,清末全国大约有5%左右的州县定为4个字的“最要缺”,将近20%的州县定为3个字的“要缺”,30%左右的州县为2个字的“中缺”,1个字的或没有字的州县“简缺”有45%左右。比如晚清的上海县是属于“冲繁疲难”4字俱全的最要缺,而附近的华亭县为“繁疲难”的要缺,奉贤县为“疲难”的中缺。整个江南地区,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所属的州县没有一个简缺。当年,能够把一个“冲、繁、疲、难”之地治理得好的,那才叫做真正有政绩—对今天来说,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三等九级”与体制外的“万民伞”
不过总体说来,古代对官员的考核,相对还是比较全面的。西晋时以五条标准考核郡、县官员,这五条是:正身(个人品质),勤民(为百姓办事),抚孤(抚恤孤老之人),修人(帮人改错)。北魏考核官员分为三等:上上、中中、下下。上上者提升,下下者免官,中中者不升不免。北周考核官员制定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是: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擢贤民(推荐人才),恤狱讼(执法公平),均赋役(合理征收赋税劳役)。唐代的考核,非常完善。一年一考,其中文官的考第是三等九级,参考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是区分不同职务所定,偏重行政能力和绩效。比如“法官之最”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学官之最”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业”；“校(书郎)正(字郎)之最”的标准是“雠校精审,明于刊定”,颇似现代出版总署对编校人员的考核,规定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几,等等不一。**史学家黄清连在《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中,编过一份唐代官员九等考第的品评细则:按职设目达到“最”者,加四善俱全,就评“上上”,一最三善或无最四善,可评“上中”,一最三善或无最三善,可评“上下”；一最一善或无最二善,可评中上；一最或无最而有一善,可评“中中”；倘无最无善,但“职事粗理”,可评“中下”。再往后是“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评“下上”；“背公向私,职事废闻”评“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评“下下”。能排在中等**的,起码可以保住职位或官阶,列入下等**的,依次是革职降级,听候监察部门查处,直至“贪浊有状”移交**门,跟今天的“优秀、良好、一般、及格、不及格”差不多了,但唐朝对考核不合格者的处理,则比今天要严厉多了。古代官员政绩考核多为内部进行,但也并非意味着完全不重视民间的声音,例如“万民伞”的把戏,那是百玩不腻的。在古代,习惯上州县长官离任时,总希望当地百姓搞一点纪念活动,以说明自己“官声卓著”“遗爱民间”。老百姓不得不配合,省钱又省事的办法是,送给离任长官一把有绅士们签名的“万民伞”,喻义是阖境绅民都曾得到这位长官的庇护。还有一项离任的仪式就是“脱靴遗爱”。唐朝时有个叫崔戎的好官,在任华州刺史时,做了很多好事。后来任满离开时,百姓们都不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拉断了他的马缰绳,脱掉了他的官靴。后来形成习惯,明清时州县长官无论清浊贤愚,离任时都要搞这么一出把戏,在出境之前,由绅民拦路,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