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坡脊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圩镇，在****最南的雷州半岛上。我在网络地图上放大再放大，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家乡似乎被一阵热带季风刮跑了。长到八岁要上学了，我仍然常常倒挂在树上。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通向龙平小学的黄泥路上，可内心仍然牵挂着我们家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如果不是被迫要直立行走，要进入人类社会，我宁可一直待在树上。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身体里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树上荡秋千。我上小学时的主要活动是种甘蔗，课余则捉鱼摸虾。我几乎没有做作业的不良记忆。有一年，学校发了两本印刷精良的暑假作业本，我看得爱不释手，生怕自己写的字玷污了那些洁白的纸张，于是决定不做作业了。吃完晚饭，我们还要回学校晚自修。小孩子每人拎着一盏煤油灯，三三两两地走在路上，身体融进夜色，在蚊虫的簇拥下，愉快地返校。在教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盏煤油灯，微光照亮着他们的脸。一些同学看课本，抄生字，我在煤油灯上炒豆子。玻璃灯罩上搁着锡纸叠成的小锅，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黄豆，掂出几粒，放进去，豆大的煤油灯火焰摇曳，香气慢慢地飘散，充满了整个教室。我们学校坐落一片山洼间，山坡上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山脚下是波光粼粼的大水塘。这种环境下，小动物特别多，小虫子也很丰富。到夏天，我们就捉蝉蛹和蚂蚱，捡来枯枝败叶，生一堆火烤着吃。晚自修八点钟结束，天色已很晚了，夜也很深了。两百多个小伙伴从不同教室出来，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走，走着到了岔路口，各个方向都有，不断地四下散开。每人提着一盏小油灯，走出去很远，人的行踪都遥遥可见。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灯光交杂一起，丰富了我们寂寞的夜晚。我的家乡差不多是热带气候，天气变化多端，隔三差五的刮风打雷下雨电闪雷鸣发洪水，生活贫穷而快乐。在这简单的快乐中，很少有人想到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小学毕业，我语文数学加起来99分。大姐走了后门，把我弄进河唇初级中学，这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河唇是个小镇，那时叫河唇公社。河唇是柳州铁路局辖下火车大站，火车从河唇枢纽分成两个方向前往茂名或湛江。河唇车辆段段长的级别等同于县长，河唇镇另一个大单位是雷州水库运河管理局，局长级别也等同于县长。水库管理局管理着一座位列全国十大的鹤地水库。鹤地水库水质很好，可直接饮用。我家紧靠着鹤地水库，从小就在水库里玩水，很多水湾都清澈见底，水草游鱼，历历可见。在郭沫若题写名字的青年亭上极目远眺，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湖中有数个荒岛，令人遐想。上初中后我住集体宿舍，全校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宿舍无床，只是绕着四墙搭了一圈双层木架子，每人各铺一块竹篱，就当作自己的床，大家躺着密密匝匝的，跟养鸡场似的。到周末，骑车十几里回坡脊。最长一段路是鹤地水库的大坝。大坝黄泥路面，如果刚下过雨，又被手扶拖拉机碾过，就成黄泥沼泽了。黄泥浆黏性大，骑车冲上去会被急刹，有些人会从自行车前飞出去，落在黄泥浆里。我们会扛着车翻过堤坝围栏，冲进水库里洗澡。乡村孩子没那么多讲究，直接脱光，衣服在水里泡掉黄泥浆后，摊在草上、石头上晾晒，我们则继续在水里泡澡，悠闲，去暑，不知日之将暮。河唇初级中学按优良中差分为四等，优等生在一班，劣等生在四班。我和全公社小坏蛋们都被分在这里，等着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师有杀过猪的、有开过拖拉机的、有打过预防针的、有做过冰棍的，身份都十分可疑。我们班两年内换了四位班主任。初二结束，来了吴卓寿老师。一天下午，吴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夕阳的光线从窗外打进来，犀利地架在教室上空，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我立即主动地回忆：没用铅笔夹女生的头发，没在门上放扫把，没叠过纸飞机，没伸腿拌女生的脚，没在严丽丽衬衫背后贴纸条…
吴老师脸色温和，不像要大开杀戒。他问：“廉江去过吗？我点点头。廉江我去过很多次，很喜欢那里的一家私人书屋。对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了。“湛江去过吗？吴老师又问。我点点头。湛江是海港，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动物园看过猴子和哈哈镜。“湛江可是个好地方啊，”吴老师说，“我做梦都想去湛江工作。没想到吴老师还做梦，爱做梦的人总有些与众不同。“那，我问你，广州去过吗？吴老师的声音从天外传来。没等我回答，吴老师就从我苦闷的小黑脸上知道了答案，“别说是你，我都没去过…”吴老师坐在我面前的桌上，朝教室门外挥挥手，赶走了几个**探脑的家伙，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广州就是天堂。那里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天天都吃山珍海味，妹子个个像花一样漂亮。你开动脑浆想想…”
我脑浆完全不够用。但我脑浆上有根小灯芯，被吴老师舌头上的火焰点燃了。他稍微拧一下灯芯，火就会旺起来，“…我来跟你说读书多么重要！如果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广州了。你可以留在广州工作，还可以娶大城市妹子做老婆。今后，你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那时才十四岁，吴老师就对我进行了成功学的全面**教育。这种诱导式教育是有效果的，我在他的**下开始努力学习，以六科360分全班第一名成绩，升上了河唇中学。河唇中学在河唇火车站另一头的山坡上，校舍虽然无序，设施倒是俱全。十几排瓦房坐落在不同方位，横七竖八的散着，各种树木长到高空中，或俊俏，或婆娑，显示着土地的肥沃。各种鸟类出没，掩映在树梢上的鸟巢，高得让人丧气。老师们也住在学校里，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养鸡养鸭。河唇中学往常只有理科班，偶尔会开一次文科班。高一结束时，我要求成立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有了文科班，混高中文凭的全公社小坏蛋们都跟过来了。文科班要上历史和地理，却没有老师。**老师边自学边教我们地理，历史老师老得背都驼了。有时候他没来，我就给班上同学讲历史。对于历史，我知之甚少，只是把历史书看完了，又曾听我父亲讲过一些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军，胡乱搀和着跟同学们胡咧咧，大家也很高兴。我的同桌王戈一高兴，他的历史书上某一页就变成纸飞机朝我超低空地飞过来。班上同学的手工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历史书、地理书、**书等，不到半个学期就会变成各种纸飞机，在教室上空翱翔，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年我高二毕业，全班参加湛江地区预考，只有我一个人上线，拥有参加高考的资格。同学们也不嫉妒，甚至对我有些怜悯—预考结束他们就自由了，这一生中再也不用参加考试了，就等着发毕业文凭回家了。而我还要继续参加讨厌的高考。因此，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欢送我搬出集体宿舍。学校专门为我腾出招待所的一个房间，恨不得把我这文科独苗种在花盆里。我可能是全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过预选线的文科生，享受了特殊待遇，搬进了招待所，有不做早操的特权。一九八六年，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六门共384分，英语32，数学23。这个成绩如果放在上海，可以上大专，而在我们湛江只能上个“梦中学堂”。高考因为因地区差异，而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边远地区的考生即使付出双倍的努力，仍然得不到公平的升学机会。高二参加高考失败后，父亲让我进县一中文科补习班复读。他说，你随便读，考不上就回家卖凉茶。那时我哥哥已在县一中文科补习班混了三年，我进文科班时，他到了第四个年头。同班同学如果应届考进大学，已经要毕业了。有地头蛇哥哥罩着，引荐给各路豪杰，我才不被欺负。那时全班118人，我成绩在100名外。这才知道补习班也是一个丛林，高手那个如狼似虎地多啊。有位补习班前辈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他脸上有一种古老的表情。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一声不吭，只是额头上皱起几团凌乱的皱纹。为了实现混进大城市的梦想，我扎扎实实地拼了十个月，没日没夜地做英语、数学习题，语文、历史什么的完全放弃，偶尔听补习前辈们相互讨论，记在心里。凭着我相对多的阅读积累，高考时我的语文仍然考了全班最高的97分，而历史、地理、英文都是90分，在当时是全县最高分。只有数学88分、**76分拖后腿。后来我进了大学，发现同班同学的数学没有低于100分的，一位湖南同学甚至考了117分，比我高了29分。文科考试，却以数学成绩决胜负，这也荒唐透顶。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呢，我就在老家买凉茶了。我很有买凉茶天赋。在大学里演讲时，我曾多次吹嘘说，我如果没有考上大学，说不定现在就是凉茶大王了，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