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观念。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从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曰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曰：‘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曰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心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曰：‘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曰存，曰养，曰尽，曰求，曰心之端，曰心之官，曰根心，曰生心，曰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曰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