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对人们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集中了许多杰出书法家的传世名作。如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的《曹全碑》，笔画圆润而精气内涵，体匀整秀而飘逸多姿。碑林保存的名碑中，以唐碑最为突出。唐代是**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期间名辈出，流派分，真、草、隶、篆，百花争妍。它上承魏晋六朝之余韵，下开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书法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先锋的一页，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乃至东亚、东南亚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在唐朝时，朝廷颇为重视书法，翰林院设有侍书学士，将书法作为进身仕途的门径之一。中央的“国学”分为六科，其一为书学科，是专门教习书法的机构，这是效仿汉代以书取士、晋朝有书学博士这些设置的继续。弘文馆也教书法，专收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提高，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执教。这足以见得朝廷对书法及书法教育的重视。史籍所记载有名有姓的唐代书法家，其总数已逾千人，其中大多为京官或长期生活在帝都长安地区的仕阶层。从书法流变的大体脉络来看，可将唐代书法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在碑林都有充分表现。碑林中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如唐建中二年（781年），由唐代名书法家徐浩书写的《不空和尚碑》，碑文记述了佛教**的传承历史，以及荣任唐王朝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国师不空和尚的业绩。唐天宝二年（743年），大温国寺寺主思庄等，为纪念其师怀恽建立的《唐阐法师碑》，记载了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善导**和怀恽法师弘扬净土的事迹，弥补了历代史籍记载之不足。驰名的《汉曹全碑》记载了东汉末年黄巾军**，以及在陕西合阳一带的活动。还有“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及“和德面缚归死”等事实，均可弥补和订正史书的缺憾。中外驰名的唐《大秦景教流行**碑》，记录了景教（古罗马**教的聂思脱里派）的教旨仪式，在**的传播及景教僧在唐朝一百五十年中的**活动情况，碑侧及下端刻有古叙利亚文记事和僧徒多人题名，在研究宗教史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碑林收藏有九百余块从晋至清的墓志。墓志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桑沧更替，将死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生平事迹、埋葬地点等，刻于石上、砖上，使后世有所稽考。这些墓志所记事实，可以考证史籍之异同，补充史籍记载的缺漏，研究各民族及各国的交往，考证古代郡县乡里之所在，以及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等。石刻艺术是**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炼，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元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较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和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陈列的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作品。碑林中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石刻，如宋元佑六年（1091年）刻的《唐王维画竹》，以它的挺拔潇洒之态，清妍高雅之神，博得人们的喜爱。明**的《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图》，是西安风颠和尚的手笔，画面以粗线条写意，局部用工笔细描，画出一印度僧人的虔诚形象，及其生动传神。《石台孝经》，国宝级文物。碑林广场上有一座红柱绿栏双飞檐的碑亭，亭子**“碑林”两字为林则徐所书，碑亭内收藏的即是《石台孝经》。《石台孝经》被称为“迎客第一碑”，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太子李亨（唐肃宗）篆额，由宰相李林甫、国子祭酒李齐古主持，于天宝四年（745年）镌刻而成的御碑。碑文隶书，十八行，行五十五字，书法工整，字体雍容爽朗，端庄大方，结体庄严恢弘。据说当年碑刻好后，李齐古把拓本呈给唐玄宗过目，唐玄宗又写上了“孝者，德之本”鞠批文。原石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高620厘米，宽120厘米。碑冠、碑身、碑座，共用35块巨石组合。碑顶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和神龙，碑座上线刻双狮和卷草纹饰的三层石台垒起，显得庄重魁伟，所以被称为《石台孝经》。《开成石经》（114 件），国宝级文物。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是**历史上七次刻经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始刻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唐初诏命经学**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文宗大和年间，在郑覃、唐玄度建议下，依汉故事镌石太学。《开成石经》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228面，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开成石经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文刻两面，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不易凌乱。开成石经每石原通高约3米，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高约1.8米，上置碑额。1949年前，“碑林管理会”将碑石去额平列，成现有形状。《峄山刻石》陈列于碑林第五展室西侧，高218厘米、宽84厘米，由秦代丞相李斯篆书而成。原石被北周武帝派人推倒，后又被野火焚毁。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此石。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发展华夏文化有着重大作用。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曹全碑”，国宝级文物。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记载了曹全**黄巾军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波及陕西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国宝级文物。作者是“书圣”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东晋书法家。由于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是全国的正宗，其书迹为历代珍宝，影响甚大，故有“书圣”之称。碑林藏有王羲之《乐毅论》、《十七贴》、《冯摩兰亭》、《褚摩兰亭》、《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等。还有唐咸亨三年（672年）刻立，由唐弘福寺和尚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中的字组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其中《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为国宝级文物。魏碑，是**北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书体。北朝书法以魏为最盛，书体方峻遒劲，朴拙奇肆，风格多样。北朝多以此书体刻石，故叫魏碑。在这一时期，魏书、楷书、草书都由初创阶段趋于成熟。西安碑林保存有大量石刻作品，既是佛教遗物，同时又是魏书中的精品，石雕艺术的杰作。在汉代，通行的字体为隶书。而东晋以后，南方流行楷书，南方流行的楷书被称为“今楷”，受到士人推崇。而在北朝，则直接承用汉隶书体，由于在实际雕刻操作中必须动用刀凿，则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汉隶，也不同于今楷的独特书法形式—“魏书”。魏书字型的特点在于蕴含隶书笔意，字体古朴拙壮，起笔落笔平整有力，带刀削斧凿之势。唐李寿石廓、墓门及墓志（3 件），国宝级文物。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唐高祖李渊从弟，初唐诸王之一。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长1.66米，宽0.96米，高0.64米，龟的四足趴伏在长方座上，形如石碑的龟趺，整身彩绘贴金。龟甲、龟身分为二体，龟背为盖，刻字十六，背甲下的龟体上刻志文，有“灵龟是考”句。雕刻取其神龟永年长寿之意，历史上这种形式的志石仅此一例。其石椁为歇山顶式石屋，高220厘米，长355厘米，宽大185厘米，由二十八块青石组成。外部减地浅浮雕并彩绘贴金，内容为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阴线刻乐人、舞伎、男女侍从、天象图等，底部四周线刻十二生肖，正面中部有可开合的两扇门。都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唐大石犀，国宝级文物。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犀重达十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整体比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有外国曾向**赠送活犀的史实，它是古代中外友好往来的纪念物。石犀的质地为陕西富平所产的青石，通长340厘米，身高209厘米，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头部表现为?目、合口，鼻上有一像肉瘤似隆起的犀角。脚有三趾，作缓步走动的姿态。右前足石座侧面原刻有：“高祖怀远之德”六字，由于岁月磨泐，今仅能辨出“祖”、“怀”、“德”三字。这件石犀虽然体型高大，但比例却十分恰当，反映了当时雕刻家对这种动物造型的整体把握。昭陵六骏之一、二、三、四，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的杰作。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拳毛马呙”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现存碑林。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在青石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孔子庙堂碑》，作者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虞世南（558年—638年），隋末唐初书法家，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唐太宗称赞他有“五绝”。传书之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晗仁寺碑》、《论道帖》等。碑林现收藏有《孔子庙堂碑》及《淳化阁帖选》等。《皇甫诞碑》，国宝级文物。作者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欧阳询（557年—641年），隋末唐初书法家。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其《九成宫醴泉铭》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主要作品还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梦奠帖》等称名于世。碑林现藏有《皇甫诞碑》等作品。欧阳询之第四子欧阳通，幼年失父，刻意模仿父书，得父法而险峻过之，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碑林收藏有其传世石刻《道因法师碑》。《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作者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褚遂良（596年—658年或659年），隋末唐初书法家。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被誉为笔势如铁划银钩。《信行禅师碑》，作者为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薛稷。薛稷（649年—713年），初唐书法家。其书法初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