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鸩”字的误解导致秦相吕不韦之死成为“千古奇冤”
对吕不韦之死，《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在这段史料中，有一个“鸩”字非常有意思，很久很久以前就常常用错。目前看到的几种文言文版本的《史记》，都是将这个“鸩”字换成了“鸩”字，于是，白话文版本的译文，都将吕不韦“乃饮鸩而死”译成了“喝鸩酒**了”。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字典（包括《康熙字典》）中也认为“鸩”字通“鸩”字。鸩，是传说中的一种毒鸟。羽毛紫绿色，放在酒中能毒死人。不过，这些字典中也注明了，“鸩”还有另一种意思，即通“耽”字，意指“沉溺，喜好过度。如耽酒，耽乐”。那么吕不韦“乃饮鸩而死”到底是“喝鸩酒**了”呢，还是“耽酒”过度而死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说是，“鸩：乐酒也。从酉冘声”。清人段玉裁为《说文解字》的这一条解说的注释是“酒乐者，因酒而乐，乐酒所及湛以为鸩。《氓》传曰：耽乐也。《鹿鸣》传曰：湛乐之久也。引申为凡乐之称（原文是单人傍的‘称’字）。《左传》曰：宴安鸩毒，不可怀也。从来谓即鸩字，窃谓非也。所乐非其正，即毒也，谓之鸩毒。从中可知，“鸩”字本来只有一个意思，即乐酒也。只是“所乐非其正，即毒也，谓之鸩毒”，因而让人产生误解，将“鸩毒”误解成“鸩毒”。“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出自《左传·闵公元年》，晋人杜预的注解是：“以宴安比之鸩毒”。也就是说，将“鸩毒”误解成“鸩毒”，是晋人杜预干的好事。既然如此，远在晋朝之前的西汉之时的《史记》中所载的吕不韦“乃饮鸩而死”，又怎么可以译成“喝鸩酒**了”呢？吕不韦分明是痛饮慷慨而死，怎能说是“喝鸩酒**了”如此窝囊呢？秦始皇十年十月，吕不韦罢相，离开咸阳，到了他在河南的封地，秦始皇十二年才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岂非正是与吕不韦日日“宴安鸩毒”？以吕不韦一生纵横天下的大志和他那旷古罕见的“奇货可居”的谋略，自当乐酒而死，才对得起他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嘛。由于对“鸩”字出现了误解，吕不韦死得可真是有点“冤”，而这一“冤”，可是长达千余年。为《左传》作注解的晋人杜预，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少年得志，素有才名，又贵为驸马，还为晋扫灭了孙吴政权，当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风云人物。《晋书·杜预列传》有云：“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那么，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大影响的人物，又有“《左传》癖”的大才子，怎么会在他最痴爱的《左传》的注解中出现这样的“失误”呢？经查，原来，在《左传·庄公》中还有一段记载，又用到了这个“鸩”字。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针巫氏，使针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左传·庄公》中的这段记载，是说鲁国庄公临终前，想立他的儿子公子般为接班人，便试探他的二弟弟叔牙，叔牙认为应该立鲁庄公的大弟弟庆父。鲁庄公又问他的三弟弟季友，季友头脑比较灵活，回答要以死奉公子般。鲁庄公便下令让季友去杀了叔牙，季友传令要叔牙在大夫针巫家等候，又让针巫“鸩之”，说：“喝了这杯酒，则在鲁国还有你的后人的立足之地，不然，死了都没有后代。叔牙喝了之后，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左传·庄公》中的这段历史，是鲁庄公为了立他的儿子当接班人而导致的兄弟相残，所以在**时，风格较为优雅（优雅的**），是以《左传》作者，鲁国人左丘明在行文之时，用词就较为委婉含蓄，这便出现了—“使针季鸩之”—这样写意的记载，但是联系上下文，读者完全可以想像针巫与叔牙在酒宴上出现的那一幕“**美学”。当西汉大才子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转录这段历史时，行文就没有左丘明那么多顾忌，用字就较为精练准确。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针巫氏，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所载可知，“使针季鸩之”换成了“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而且还清楚地加上了“牙遂饮鸩而死”这么一句，来说明叔牙是喝了毒酒而死的，以免产生歧义。由此可知，杜预正是很有可能出于对司马迁才学的信服，这才认为“鸩毒”是可以通“鸩毒”的。当然，杜预对“宴安鸩毒”注解为“以宴安比之鸩毒”，并不能就算是注解错了，这个注解基本还是能形像地解释“宴安“为何会如“鸩毒”。只是后人若是不假思索，不免会据此而认为“鸩毒”是可以通“鸩毒”，更会进一步认为“鸩”字可以通“鸩”字。事实上，如今的字典，已是将错就错了。也许有人会说，文字也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每个字的意义完全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的，这个观点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是，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已经注明了“鸩”字只有“乐酒也”这一种意思的情况下，后世的文言文译者，大可不必将东汉之前的“鸩”字与“鸩”字相通，因为那时这两个字是不相通的。吕不韦是一位十分善于学习先贤的人，他不但曾学百家之士汇编了《吕氏春秋》一书，也曾学信陵君等战国四大公子招收三千食客。而《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在记载信陵君之死时，是这样写的：“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吕不韦“饮鸩而死”的方式，难道不是在仿效他生前十分佩服的信陵君“病酒而卒”么？至于秦始皇最后对吕不韦所说的“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呢？君有功于秦，所以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有亲于秦，所以秦尊君为仲父。那么，君不应接受诸侯宾客的邀请，而应与家属一起搬到秦国的天府之地。秦始皇如此说话，是不是在与诸侯宾客相争吕不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