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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唤出扶桑日，
扫尽残星与晓月。如此豪情万丈、睥睨天下的诗句到底会出自何人之手呢？此人就是中华两千多年皇朝历史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是后世的**人评说最多、最感兴趣的古代帝王—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后世的人们感觉朱元璋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他的人生经历被加上了形形**的传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长为一名威震四方的**领袖，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最后扫灭群雄、**元朝的统治？他登基称帝之后，为什么选择无论从地理、军事、经济还是**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完成”之时却又弃置不用？他提倡尊孔读经却又对儒学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积极网罗人才却又无情地残杀一批有用之才；既大力倡导进谏，有时也确实能听取一些逆耳之谏言，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一些有益之谠论，这究竟是为什么？聚讼纷纭的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否全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封建君主，他为什么能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污吏，击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千疮百孔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人们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朱元璋这个人？对于这个开创了唐以后第一个，也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帝王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说朱元璋滥杀，有人说朱元璋对农民很有感情，有人说朱元璋好**，等等，都不能算客观公正的评价！明太祖朱元璋的功业是彪炳千古的，以其那样不堪的出身，能做成那样伟大的事业，就此点来说，确实是人们应该思考和学习的榜样！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朱元璋自然也有他的不足与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终归是暇不掩玉，无损其光辉！朱元璋已经尽力做到了他那个时代一个封建帝王所能够做到的最高标准了，我们今天的人们不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他！明代**，治隆唐宋，思想开放，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于外来事物基本上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明代的经济和人民个性高度发展，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与前代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出现了**最早的反对君主**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等伟大的先哲。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笔者认为，洪武皇帝朱元璋，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无数传奇英雄人物中经历最独特、个性最鲜明的一位。自秦始皇统一中华大地，开启了封建君主**，直到辛亥****满清，在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有史记载出现过83个王朝,多拥有皇帝称号的就有达408位，洪武皇帝朱元璋绝对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位。朱元璋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出身最卑微的一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真真正正的草根，是一个草根从社会的最底层逆袭成功，是**古代人们心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理想，成就辉煌功业的光辉典范。朱元璋的成功给后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虽说早在秦末农民**中就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但是在朱元璋之前这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要想改变命运、出人头地都异常艰难，更别说登上人生巅峰，开创**政权，登基称帝，成为天下人间至高无上的君王，那完完全全是一个渺茫的梦想，而朱元璋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定律。莫问英雄出何处，只看文韬与武略。后世的文人墨客、贩夫走卒乃至帝王将相，以及近现代许多**家都对朱元璋给予很高的评价。**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清王朝实际奠基人和开创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第一次南巡时，亲自前往南京明孝陵祭拜朱元璋，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宣读祭文：
“大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谨祭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太祖出身布衣，聪明神武，报济世安民之志，十五载而成帝业，一统海内。西汉之后未之有也，大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谨以明太祖洪武皇帝为先师，继往开来，造福天下。在祭文中，康熙皇帝以后世子孙的身份表达了对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崇敬之情，并且亲笔题写了“治隆唐宋”碑文放置于明孝陵旁。新**开国领袖****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元末明初那个乱世，官员****，民众流离失所，伏尸处处，饿殍遍野，天下百姓无以为生，于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接连**，后起之秀朱重八（朱元璋），陈九四（陈友谅），张士诚。乱世之中，群雄逐鹿，中华**硝烟四起。这个时代，有谋臣刘基，李善长。有名将徐达，常遇春，张定边，更有枭雄陈友谅以及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凭借其军事天才和超强的意志使他成为了元末乱世中最后的唯一的胜利者，成为了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最令后人评众说纷纭的是他和臣子们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洪武年间的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为肃贪，仅仅一个郭桓案共杀掉三万余人，造成“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论及现在，恐怕也没有一个**首脑而杀那么多人。可叹封建**的厉害，可悲人命的不值钱，可敬洪武皇帝治贪决心。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更是做了一个** 后无来者的决定，那就是废除自秦汉以来一千五百年中一直存在的丞相制度。毫无疑问，朱元璋对于臣子确实严苛。可是在后世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评说，却没有把朱元璋说成残暴之君，因为纵使官员害怕朱元璋，可是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可不这么想，因为洪武皇帝对天下的百姓们确实很好！历史永远是客观公正的，无论古代，近代，现代，“殷墟不远，在夏后之世”。布帛菽粟，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其实古人与今人无异！山河奄有中华地 日月重开大宋天朱元璋自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冬天离开濠州，从此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天下大势，就知道朱元璋能够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中最终成就大业有多么不容易！朱元璋最初的势力范围就是以集庆府（今南京）周围不大的地方，以长江为界，北方主要是红巾军主力刘福通在江淮及河南经略，北方是元朝廷名义上下属的几支军阀部队，东面江苏一带是元末义军的一支张士诚，东南方浙江东部是方国珍为首的割据**，西面是属于红巾军的一支陈友谅部，福建有陈友定，四川有明玉珍，其中陈友谅和张士诚是朱元璋统一江南、平定天下的最强劲的对手。朱元璋比起他们地盘狭小、兵源钱粮匮乏，他又是如何将劣势变为优势，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呢?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一是朱元璋善于抓住机会，善于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快成为驾驭战争的杰出统帅；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学习摸索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方法，又锻炼成为成为了安邦定国的卓越**家；二是朱元璋善于发现人才招揽人才，并且因才施用，将人才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三是朱元璋聪明睿智，有理想、有抱负，有胆识，目光长远，并且能够虚心纳谏，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和建议，但又不失主见，从诸多建议中总结出最完善办法并以铁血手腕加以实践。朱元璋知人善任，礼贤下士，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后人评说，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朱元璋先后起用文人刘基，李善长等人，收为智囊，其中刘基提出的军事**战略方针对于朱元璋平定天下厥功甚伟。明朝初年最杰出的名将徐达，常遇春及其他一大批当世少有的猛将集结在他的麾下一展身手，扫灭群雄，平定中原，他们的功业同样彪炳史册。朱元璋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倚靠“文化人”。明初大才子解缙这样评论道：“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当时朱元璋手下一个叫朱升的谋士，给了一个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朱元璋正是靠着这九字金言，正确制定了相应一系列的战略方针，稳步实施，最终扫灭群雄，北伐中原，驱除元廷，统一天下，建立了享国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明王朝。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点说说这九字真言，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历代王朝开国建政、延续国祚的精髓，是无论任何时代一个**、一个政权安身立命、长治久安的根本，永远不会过时！“高筑墙”的就是建立自己的稳固根据地，只有自己的地盘稳固了，百姓安居乐业了，才会深得民心，才会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争霸天下的基础。蒙元统治者对天下百姓尤其是江南百姓的统治极其野蛮残暴，朱元璋在他的地盘内，不仅给百姓减税减轻负担，还严令禁止**欺压掠夺百姓，否则会被军法处置，结果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投靠朱元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地盘也是越来越大。“广积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何况是要进行一场争夺天下的全面持久战争，可想而知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非常庞大的，朱元璋是**古代继曹操之后第二个大力提倡**屯垦的**家。朱元璋号召军民在自己的根据地中开垦荒地，甚至还亲自示范，下地种田，由此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军械。朱元璋还要求各地大量养马，建立了一支庞大且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朱元璋为战争做了十足的准备，最后赢得胜利也是必然事件。“缓称王”是说在不具备强大实力的时候，绝不称王称帝。朱元璋同时期的方国珍、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经受不住权利的诱惑，起事没多久就称王了，被蒙元朝廷作为主要的**对象，势力被元军消耗了许多。蒙元朝廷和元军的注意力都被这群目光短浅的割据势力吸引了，正好给了朱元璋发展的时间，他借机逐步壮大。公元1367年，朱元璋消灭了江南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张士诚后，才始称吴王，次年在发动北伐前才称帝建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重视农桑、休养生息，并且大力整顿吏治，全面扭转了自元朝以来官场中愈演愈烈的贪腐风气，因此明朝仅仅建国十多年，耕地面积增长，百姓终于可以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固然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却有着被后世广为诟病的缺点，那就是猜忌多疑，动辄滥杀。在著名的明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中史载合计诛杀有八万多人。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朱元璋在定都南京后，对各级官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对贪腐一直保持了高压态势，而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种种原因造成了官员们**花样不断翻新，不乏铤而走险者，“郭恒案”和“空印案”折射出的是朱元璋以重刑惩贪杜弊、整饬吏治的思想，在刚刚建立的明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则主要是对大明开国功臣元勋们的大清洗。“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开国第一文臣李善长子李存义与孙李佑，曾同胡惟庸谋逆。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开国功臣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位开国功臣，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贬死四川茅州。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开国文臣之首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诛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方告结束，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蓝玉是安徽定远人，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妻弟、蓝玉是太子朱标妃子的舅父,也是大明王朝开国后期最著名的沙场悍将，曾为大明立下过汗马功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为加强集权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以蓝玉案为契机，不仅诛杀蓝玉一门，连开国名将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公侯在内，一律牵连。经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明开国的功臣元勋基本上被诛杀殆尽。如果说“空印案”“郭桓案”的发动情有河源，是为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完全就是朱元璋帝王权术思想的罪恶体现，即便胡惟庸和蓝玉两人罪该万死，那将这二人诛杀即可，没有必要祸及全族，更没有必要连累出生入死，为大明开国浴血奋战的功臣宿将及其数万族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