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以说自从人类诞生后，就开始了路的历史。原始的道路是由人践踏而形成的小径。东汉训诂书《释名》解释道路为“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践蹈而露见也”。早在大约50万年至170万年前，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先后有了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原始人群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为了生存和繁衍，就在中华大地上开辟了最早的道路。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有记载役使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驮运道，并出现了原始的临时性的简单桥梁。相传中华始祖黄帝“命竖亥通道路”，“道路”之名遂由此而定。黄帝因见蓬草随风吹转，而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对交通运输作出了伟大贡献，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随着车辆的出现产生了车行道，人类陆上交通出现了新局面。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尚书·舜典》中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尧年纪大了，经过反复考验选择了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将帝位传让给了他。舜登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辟四门，达四聪”，“明通四方耳目”，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访华山，十一月到恒山。[极不易，都在路上了吧]可见舜帝对发展交通、开辟道路是非常重视的。夏禹的事业，也是从“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入手的。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史记·夏本纪》），[交通工具还真不少]其足迹几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商朝（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重视道路交通，商汤的祖先“服牛乘马”，远距离经商，揭开了以畜力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历史。古代文献中便有商人修筑护养道路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夯土筑路，并利用石灰稳定土壤[古代路面技术好像就没改进过]。从商朝殷墟的发掘，发现有碎陶片和砾石铺筑的路面[这样，抗雨水冲刷的能力得到提高]，并出现了大型的木桥。经过夏商两朝长期的开拓，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道路的规模和水平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较为系统的路政管理。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交通的中轴线。《诗经·大东》上说：“周道如砥[砥石？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潜焉出涕！意思是说在这条宽广平坦、笔直如矢的大路上，老百姓看到王公贵族掠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不伤心落泪。《诗经·大东》还说：“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说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像一把朝西的勺柄，连结了七星。在我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上，修建周道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周、秦、汉、唐的**经济文化重心，都是在这条轴线上，而且在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一横]。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此外，西周对道路网的规划、标准、管理、养护、绿化以及沿线的服务性设施方面，也有所创建。首先把道路分为市区和郊区，前者称为“国中”，后者称为“鄙野”，分别由名为“匠人”和“遂人”的官吏管理，可以说是现代城市道路和公路划分的先河。城市道路分为经、纬、环、野四种，南北之道谓之经，东西之道谓之纬。都城中有九经九纬，成棋盘形，围城为环，出城为野。经、纬、环、野各规定有不同的宽度，其单位为轨，每轨宽八周尺，每周尺约合0.2米。经涂、纬涂宽九轨（约合14.4米），环涂宽七轨（约合11.2米），野涂宽五轨（约合8米）。郊外道路分为路、道、涂、畛、径五个等级，并根据其功能规定不同的宽度，有如现代的技术标准。“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径”为走马的田间小路。在路政管理上，朝庭设有“司空”掌管土木建筑及道路，而且规定“司空视涂”，按期视察，及时维护；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并“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是以后养路、绿化和标志的萌芽。而且“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名侯馆，侯馆有积”；其道路服务性设施的齐备程度，可想而知。以上情况，足见西周的道路，已臻相当完善的程度[惊叹]。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兴盛起来。春秋争霸，战国称雄，车战频仍，交往繁忙，道路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甚至一国道路的好坏，为其兴亡的征兆。《国语》载有东周单子经过陈国时，看见道路失修，河川无桥梁，旅舍无人管理，预言其国必亡，后来果然应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水运也是道路运输重要的一环]
当时在山势险峻之处凿石成孔，插木为梁，上铺木板，旁置栏杆，称为栈道，是**古代道路建设的一大特色。尤以秦国修筑的褒斜栈道最为著名。秦惠王时，为了克服秦岭的阻隔，打通陕西到四川的道路，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这条栈道起自秦岭北麓眉县西南15公里的斜水谷，到达秦岭南麓褒城县北五公里的褒水河谷，故称褒斜道。这条全长200多公里的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并在其上铺板而成的。除了褒斜道外，以后几百年间还陆续开凿了金牛道、子午道和傥骆道等栈道。这些工程极其艰巨，人们首先是采用古老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开山破石，然后在崖壁上凿成30厘米见方、50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三排，均插入木桩。接着在上排木桩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桩上铺板成路，下排木桩上支木为架。这样，我们远望栈道好像空中阁楼一般，煞是壮观。[称得上奇迹]迄今，陕西太白县境内尚有多处清晰可辨的栈道遗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是**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的时期。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秦王就在着手平毁各地私筑的高墙壁垒，拆除妨碍交通运输的关卡。[超载时代的秦国]秦始皇统一**后，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宽6秦尺，折合1.38米），使车辆制造和道路建设有了法度。就意味着车上的主要零部件都有统一标准，更换迅速方便。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和方法是很先进的，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始皇开始致力于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网，其工程历时十年，规模浩大，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足可与罗马的道路网媲美。据《汉书·贾山传》：“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史记》记载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的11年间，曾巡视全国，东至山东，东北至河北海滨，南至湖南，东南至浙江，西至甘肃，北至**，大部分是乘车，足见其路网范围之广。[车队一天可以走多远？食宿是怎么解决的？秦朝驰道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路面幅宽为50步，约合70米，定线的原则是尽量取直；路基要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要用铁锤把路面夯实，以增加其密实度；[路面维护工作惊人，不然坑坑洼洼，基本行不了车]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以为行道树；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一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行人招呼站和邮传交接处。我们还是以北通九原的北方直道的国防工程为例看看秦朝驰道的实际状况。据古书记载，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建成后的直道宽度一般都在60米左右，可并排行驶10—12辆大卡车。[那时这些路上跑的是什么车？最宽处甚至可以当作现代化中型飞机起飞降落的跑道。其沿途各支线星罗棋布，每条支线都有容纳并排行驶两辆卡车到四辆卡车的宽度。这条直道正式使用以后，秦始皇的骑兵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据考古发现，至今，内蒙东胜县境内仍有90里长的直道遗迹明显可见。除了驰道、直道而外，还在西南山区修筑了“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等地区修筑了所谓“新道”。这些不同等级、各有特征的道路，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通达全国的道路网。除修筑城外的道路外，对于城市道路的建设也有突出之处，如在阿房宫的建筑中，采用高架道的形式筑成“阁道”，自殿下直抵南面的终南山，形成“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的壮观。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如自西汉京城长安而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经洛阳、至定陶，以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包头市），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为西北干线，自公元前2世纪开通河西、西域后，这条干线可经由河西走廊，延长到西域诸国。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经平阳（今临汾西北）、晋阳（今太原市南），以通平城（今大同市东），为河东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并继续南进，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在邮驿与管理制度上，汉朝也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并使其更加完善，驿站按其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上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约一天的路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时全**有亭29635个，如是则估计当时共有干道近15万公里。沟通欧亚**的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1世纪起已经形成商业之途，并将**的丝绸穿逾沙漠，输送到欧洲而得名，但主要是在公元前138到前115年，由西汉王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远抵大夏国（即今阿富汗北部）而载之于史册。丝绸之路主要路线，起自长安（今西安），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由此分成经塔里木河南北两信道，均西行至木鹿城（今**境内）。然后横越安息（在今**）全境，到达安都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又分两路，一路至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一路到达地中海东岸的西顿（今黎巴嫩）出地中海。3世纪时，又有取道天山北面的较短路线，沿伊犁河西行到达黑海附近。丝绸之路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各方面，沟通了**和中东与欧洲各国。后汉时期，在今陕西褒城鸡头关下修栈道时，经过横亘在褒河南岸耸立的石壁，名为“褒屏”，曾用火石法开通了长14米，宽3.95～4.25米、高4～4.75米的隧洞，就是著名的石门，内有石刻《石门颂》、《石门铭》纪其事。火石法先用柴烧炙岩石，然后泼以浓醋，使之粉碎，再用工具铲除，逐渐挖成山洞。隋朝（581～618年）匠人李春等在赵郡（今河北省赵县）洨河上修建了著名的赵州桥首创圆弧形空腹石拱桥，是建桥技术上的卓越成就。在道路建设中较巨大的工程有长数千里的御道，《资治通鉴·隋记》：“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可见规模之大。唐朝（618～907年）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曾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要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