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和**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伴侣
**与**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一直相信那时的**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一年后，**赴法留学，**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知道**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伴侣。1923年，**突然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1956年的一天，**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眼里，“坚持**”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工作，能经受得住**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而挑选伴侣的**被证明是有眼光的。**在怀念**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的活动、彼此的学习、**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两人通信期间，**加入了**党，**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开国**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没多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已赴上海工作，**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却又因为“四一二”**、**两党关系的**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和母亲一起先到了**，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与**各有一间卧室。**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回来时，**已经睡着了，**起床时，**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之前，**与**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回来，**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睡觉的**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和**的一生都是在**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两大政党，因为**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正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工作的需要使**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重逢。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7月下旬，**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才告诉**，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为了**的利益，服从**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和**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这样的**者自然要以**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赴重庆谈判时，**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在这封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