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五次北伐的失败来单纯地以“庸才”或“天才”来评价诸葛亮。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政权先后有过十余次北伐，但都没有成功。诸葛亮的北伐也不例外，并开了三百年间北伐失败的先河。为进一步客观地评价诸葛亮，有必要探讨一下北伐失败的原因，其失败作**乎实际的评价。第一，蜀汉兵少力弱，是三国中最弱小的**。据《三国志》、《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等有关资料，蜀汉只偏于西南一隅的益州，诸葛亮却推行伐魏的方针。公元263年曹魏灭亡蜀汉时有28万户，94万人；孙吴只江东一隅，实行“限江自保”的外交政策。公元280吴被西晋灭亡时有53万户，230万人；公元263年，曹魏有66万户，443万余人，由司马领重兵防御蜀汉。诸葛亮以自己与曹魏相差甚远的人力、物力、财力、军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无有成效的北伐，百姓又怎么承受得起？社会矛盾又怎会不日益加剧？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客观实际。第二，南中平定，并不意味着北伐条件的成熟。赤壁战后，刘备占有荆州，入川后仍征战不息。先是荆州丢失，关羽、张飞丧命；后是刘备为夺回荆州，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夷陵惨败，全军覆没，刘备病死白帝城。蜀汉元气大伤、国内动荡，南中（矛、夤及川南）雍间、孟获等攵叛。公元2北年，受托辅政的。葛亮带兵曦中平叛，先是**，后是怀柔，才将反叛平定。连年用兵，致使“益州疲惫”急需休养生息。加上三国中蜀汉国力最弱、兵力最小。诸葛亮治蜀又“刑法竣急，苛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他又向各族人民征收耕牛、战马、金银，致使民怨沸腾，蜀汉处于“民穷兵疲”的“危急存亡之秋”。南中刚刚平定，诸葛亮就宣布北伐。由于**对南中过重的搜括和官吏的勒索，马上就爆发了张慕领导的“钞盗军资，劫掠吏民直接反对北伐的斗争。以后汶山郡羌人的反叛，南夷刘胄的举事等等，接连不断。北伐前后，蜀汉后方并不稳定，根本不具备北伐条件。如果条件成熟，就不可能会老是失败。可见一些论著说“南中平定下来之后，诸葛亮进行北伐的条件就成熟了"的观点，实在缺乏根据。第三，统治阶**，诸葛亮用人失误，政局不稳。不足百万人口的蜀汉，却有十余万**，平均九人中有一人当兵，实已超过极限，这也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损兵折将、泪斩马谡后拒绝增兵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小小蜀汉，官僚机构臃肿得出奇，竟有四万官吏，平均七户得养一个官吏。总人口94万，每户平均不足3、4人，官民比例则是24：1,24人养一个当官的，古今罕见。官多庸者多、矛盾多、**多。充分反映了诸葛亮不能精兵简政的失误，而弱小的蜀汉又只有精兵简政才能国泰民安，避免灭亡的悲剧。自古以来，封建社会太平盛世的出现，都必须裁冗员、简机构、减赋役，真正用贤致治。蜀汉四万官吏中有不少庸才、草包或奴才，反映了诸葛亮用人的局限。诸葛亮用人，确实不如曹操，过于重德和谨慎，甚至偏见，不能打破常规用人，所用者多是谨小慎微和保守无用的奴才。而富于进取的人才则置而不用或被诸葛亮排斥打击，甚至罗织罪名诛杀。诸葛亮用人的原则源于他纲常礼教的思想，他说：“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而“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君臣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不正、下不可不瑞”，“入蜀”后，诸葛亮又行了一条“荆楚人贵”的错误路线，只能增加客主之间的矛盾。诸葛亮生前认定的接班人蒋琬、费帏等皆是比他更小心谨慎和抱残守缺的毫无进取的人物，费帏后来还为曹魏降人所杀。姜维更继续坚持诸葛亮连年北伐的错误方针，只能在统治阶级的**和矛盾中自取灭亡。一开头，诸葛亮就表现了被礼教束缚和不能容人的极大局限。“天才过群”的张裕，因与周群意见不合就不予重用，仅发了几句刘备“无须”的牢骚，就被“下狱"诛杀“弃市。武陵人廖立，本属“荆楚人贵”之列，指出诸葛亮重用的向朗、文恭、王连、郭演长等无才之人，是“不任贤达而任俗吏"，造成“百姓疲惫，以致今日”，本是根据实情得出的正确意见。只因他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二”，竟被诸葛亮以“坐自贵大”、“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大罪，“废立为民，徙汶山郡”的庞统、法正赏识推荐，刘备也深器重的益州名士彭兼，主张裁减冗员，实为消除蜀汉弊端的“良药"，可诸葛亮“虽外接待荥，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刘备，说“兼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使降职外放为江阳太守，最后竟以图谋不轨将其下狱诛杀。刘备的养子刘封，“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被赐死自裁。诸葛亮的品德、为人和不能用人才和只能用奴才的局限，不可能造就蜀汉**清明的局面，只能增加蜀汉的矛盾和危机，北伐就只能更加加剧这种矛盾和危机。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力拒“众意”而命“言过其实”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为先锋，结果是马谡也不听诸葛亮那一套，竟敢“违亮节度”、“舍水上山”被魏将张邻切断水道，惨败失街亭，宣告北伐失败。作为与邓芝为疑兵的赵云，在街亭已失，“兵弱致强”的情况下，“失利于箕谷”。“贬为镇南将军”，当诸葛亮，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本应有功时，诸葛亮既不认错，又不恢复赵云原职，实有知过不改之嫌。与他同受刘备托孤辅政的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催运粮草，因雨运粮不继”，迫使诸葛亮退军，主要责任本不在李严，粮食运送不继，情有可原，本合实情，诸葛亮回师后竟以“假旨"予以严惩，将李严削爵“为民，徙梓潼郡。刘备托孤，刘禅把整个**都交给了诸葛亮，实际上是诸葛亮执政。所谓皇帝旨意，也就是诸葛亮的旨意·所谓“假旨”也就是从根本上触犯了诸葛亮的旨意，同时亦能开脱诸葛亮北伐失败的过失。此事说明蜀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一、二把手之间在北伐问题上也矛盾尖锐。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矛盾更多。宗室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矢志还成都，妻“胡氏有美色，琰疑其后主有私，责打其妻五百”，结果被阿斗帝刘禅下狱“弃市”。魏延又与杨仪互相攻伐，结果魏延被杀“夷族。杨仪又“怨愤”“恨望"费帏，被废为民“**”卩这样一个政局不稳定的腐朽集团，又怎能取得北伐的胜利？第四，蜀汉东吴的联盟并不巩固。孙刘联盟是赤壁之战的关键。依据《隆中对》，蜀汉只有有了这个牢固的联盟才有可能北伐。荆州一失，两路北伐落空，特别是丢掉了从荆州北上直向宛洛“可成帝业”的根据地，只剩下“将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偏师北伐，孙刘联盟更显重要。刘备倾全国之兵怒伐东吴，惨败逃回病死，孙刘联盟彻底破坏。诸葛亮执政，派邓芝、李恢使吴，言“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使孙权“绝魏”而“专与汉连和”，@勉强恢复了吴蜀联盟，但并不是“联盟关系进一步加强”，．往下再没有出现过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共拒曹操的情况。孙权“限江自保”坐观成败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东吴不可能有配合蜀汉北伐的有效行动。曹魏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后，用在第一对付局汉的总兵力就有20万人，蜀江北伐峪须要东吴的配合，前四次孙权未和荆州一路配合蜀汉北伐进攻曹魏，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统军北伐，并遣使约孙权同时出军北伐曹魏。孙权在诸葛亮出师北伐三个月后的五月，才帅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陆逊也才率万余吴军进攻襄阳。但孙权还只闻魏明帝亲帅水师**讨伐时，就赶忙撤回江东了。故诸葛亮北伐自始自终没有出现孙权从荆州一路配合北伐的局面。两路北伐既不存在，诸葛亮又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多次偏师北伐，又怎可能避免积劳成疾中失败的悲剧呢？第五，诸葛亮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家”，而且犯了战略战术的镨误。诸葛亮不善于统帅指挥**，军旅之事无论大小，“咸决于亮"，大大束缚了将士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一些有实战经验和战功的宿将魏延、吴懿等又被撂在一边，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可悲局面。在只剩益州偏师北伐一路时，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就应是用奇谋、求速决的战硌战术，可诸葛亮过于谨慎，战略思想保守，宁肯“屡耀其武”，也拒绝奇谋。开始时，魏延曾提出自带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诸葛亮领主力出斜谷，分兵定向，两路夹击，旬日之间一举而定咸阳以西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诸葛亮认为用“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问题是弱小的蜀汉，不能同强大的曹魏进行久战。诸葛亮“应变将略，并非所长”，也不可能“十全必克”，只能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劳民伤财，穷兵黩武，“无岁不征，未能进咫之地”，“空劳师旅”，这哪还是个“有才能的军事家”呢？故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是颇有见地的评价、诸葛亮以非军事家所为的保守的战略战和弱小之众，连年北征的方式企图战胜20万众防御的强敌，又怎么可能“全作必克而无虞”呢？第六，连年劳师北征，自不量力，运输困难，供给不济，且加深了社会矛盾。蜀汉连年劳师北征，十万大军，大多不习惯于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又是孤军深入，所有给养，特别是粮食得靠益州剑南运往前线，而蜀道险竣难行，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仍然运粮不济，造成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实在自不量力。诸葛亮北伐并非足兵足食，先还可连续举行，后来困难越来越大，相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前两年可连续三次北征，后六年则只能发动两次，最后一次还搭上了诸葛亮的性命。据《三国志》诸葛亮本传，公元228年春，蜀汉首次北伐，即使马谡不失街亮，仍会因粮食不继而回师；冬天，诸葛亮欲乘关中虚弱再次北伐，群臣多存疑虑，他仍帅众出散关，围陈仓”，因对方有备，20多天不能攻克，．“粮尽而还”。公元229年，蜀汉第三次北伐，诸葛亮虽攻下甘肃阴平、武都两郡，打败郭淮援军，但无法“北定中原”，得不偿失，仍因供应不济退军。公元231年，蜀汉第四次北伐，从二月至五月，虽击杀张邰，但司马懿老谋深算，利用曹魏供应充足利于持久的优势，屯兵甘肃上卦，“歆军依险”，“坚壁拒守以挫其锋”。诸葛亮虽使用了“木牛”运粮，仍供应不上，终以“粮尽退军”。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从二月至八月在渭水与司马懿对垒，又没有“出武功，依山而东”，而是“西上五丈原”。司马懿先派郭屯兵北原，诸葛亮想夺取北原，虽用了“流马”运粮，仍“患粮不继”，被逼分兵屯田相持，最后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诸葛亮连年劳师，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蜀汉入其朝，朝无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诸葛亮不合实际的北伐，既没有促进蜀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又没有缓和缺兵缺食的矛盾和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蜀汉连年大伤国力的北伐，诸葛亮以10万之兵，去对付曹魏供应充足、以逸待劳的20万将士，不但不是“以攻为守”和没有能够统一天下以“开帝王之基”，而且是自不量力，错上加错，致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皆其役周”，弱小的蜀汉更加的内外交困。诸葛亮后半生的主要活动都是为了北伐，因而北伐的成败关系着诸葛亮的评价。一错再错的北伐伴随着诸葛亮积劳成疾的悲剧，也是蜀汉比东吴提前18年灭亡悲剧的前奏，此后蜀汉再也无人能有诸葛亮这样的威信和才能来支撑**的危局了，唯其是一位杰出人物的悲剧，因而也就更加发人深省。从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悲剧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启示：
一是任何杰出的人物，不管他有多大智慧，也无法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谓“中原逐鹿不由人”，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既不能因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北伐精神而神化诸葛亮，更不能因诸葛亮北伐的失败而否定诸葛亮的成就。二是诸葛亮连年劳师北征，不值得后人树碑立传，甚至效法。这种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的无效北伐，给**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三国中，兵少力弱的蜀汉最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为了生存发展，必须真正“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发展生产，只能在国力超过敌国力量时，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基本条件。三是诸葛亮的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它反映了**士大夫为实现统一的理想坚持奋斗的精神。四是统治阶层**，是诸葛亮北伐必然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所有北伐最后失败的原因。诸葛亮正是在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南下荆州的关键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用他半生操劳，辅佐刘备创立蜀汉政权，进而南征北伐。诸葛亮一生以复兴汉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