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显出灿烂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阁黑的澎湃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掩蔽着众多的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和改写巴蜀文化史上恢弘扬厉的一页的历史机遇。研究三星堆文化是**考古学，也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猜测性的对比，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做“祭祀物坑”也许更恰当一些。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占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曾将旧文化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的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吗?正是这些困难，引起研究工作者对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恒久的兴趣，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蜀文化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能够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1．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如果说宝墩文化所涵的六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阶段，那么，位于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着古蜀城邦**典型建成的阶段。它对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威城市汇聚点等城市文明特征，是很好的解读参数。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礼仪性、威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的著名观点，这在三星堆古城址和祭祀坑遗址有鲜明的体现。他所述的城市具有“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征的认识。各派学者对于该古城文化特征是有争论的，或主张是蚕丛王时期，或主张是鱼凫时期，或主张是杜宇时期。我倒是从三星堆古国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工艺受到新的启迪：如果从早期城市的“磁体”和“容器”两大功能来看，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历史时期很长，它可以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兼容器”。这里有纵目人铜像为表征的采集狩猎时代的蚕丛文化的遗留，有鱼鹰形象为代表的渔猎时代的鱼凫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形象为代表的农业时代的杜宇文化的遗韵，是否还可能有开明兽的渊源呢?这也不是不可以猜测的问题。总之，我们需要跳出究竟是鱼凫时期还是杜宇时期的直线式思维的猜测，启迪我们用球型思维来思考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期文化层似应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石器到青铜时代、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代)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种族、民族通过交流、征服和文化激荡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晶，是发挥城市“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吸附巴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性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巴蜀文化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得以形成的最早的源头和过往的来程。至于两个祭祀坑，既然是先后两个时期焚埋的，一个在殷墟早期，一个在殷墟晚期，则更可以说明这座古城至少曾经历过两次突发性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联系“蚕丛国破”和“杜字**，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这两次事件不都可以找到落脚点了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正说明这座古城及两个祭祀坑在先后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因素，不正是昭示着历史帷幕后蜀民族更替征伐、激荡交融的多幕壮阔的活剧吗?2．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探索。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俟藻扬葩的玉石雕琢，是三星堆文化结晶的明珠。它们构成古蜀国神秘的艺术世界，折射出古蜀人特异的文化心理。从文化学的深层次钩沉稽引历代蜀人所认同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心理，并把它同三星堆文化面貌相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但是又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它启发我们可以对蜀人心灵世界的传承和思维特征发展的脉络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师、女神、神树和各种青铜人面像乃至各种凤鸟、鱼凫饰件，太阳轮饰件，如果加以艺术的组合，不难看出，昌盛的泛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世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以鸟、珠、花为表征的日神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鸟母崇拜、杜主崇拜为特征的神楳文化。这两者构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妣并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张神楳文化是蜀人的特征的，但它对蜀人的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何影响，尚值得探讨。古有“焚巫■”的习俗，巫是女巫，旭是短仰、突胸、凸肚的畸异男人，在神权世界里，他们都可能是地位很高的人，这从甲骨文“焚黄”一词可以看出。三星堆众多的神人形象不难找到这两种面貌神异、能“地天通”的巫旭神人。由于它们的怪异形象在三星堆蜀人心目中畸重的分量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再地在后来成都平原出土的众多东汉说书俑形象和成都市区成汉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积淀不仅表现在蜀人的造型技艺里，也表现于蜀人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里。“山川风雨发其姿”，作为独立的文化区，巴蜀地区素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球型天才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李调元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能错综古今的文宗，都具有气势恢宏、纵横辩肆的艺术气质和“控引天地”、“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开阔胸襟以及铺张扬厉、追求浪漫、不师故辙的发散型开放性思维。这些特征均可以在三星堆人奇诡浪漫、怪诞夸张、不师故辙的造型艺术里找到它的源头。《汉书．地理志》说，蜀入学习经书的思维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贵慕权势”，“以文辞显于世”，重时事利禄的今文经学传统和重文学的传统是蜀人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神秘的三星堆艺术世界里，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过往来程和棻丝踪迹。3．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尊等器物内出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之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例证以外，我们还可对若干文化细节加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东南亚文化，从西边的阿萨姆到东边的大洋洲，是否有亲疏程度不一的联系?它同中东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文化有无联系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独立创造了发展阶段相同、类型相似、性质相似的文化，这是当前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重点。黎澍先生曾说：“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又得益于活动半径的扩展。如若祖祖辈辈固守一地，见闻不出乡里，不和异质文化接触，是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认识的。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接触、交流、碰撞、激荡的历史信息，有待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描述、分析和比较的研究，进而进行某些概括，得出某些于我们现代蜀人有益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项需要花大力气的工作。特别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研究和总结三星堆文化遗产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开发和交流的历史经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