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之难”是在唐德宗削藩战争的关键时刻爆发的，建中四年十月赴援河南前线的泾原军突然发动军事哗变，德宗逃离长安，先后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两地，次年七月始返回长安。在逃亡期间，德宗还受到朱泚叛军势力、李怀光朔方军等的军事威胁，发生了一系列**和军事事件，因此“奉天之难”并非单纯德宗出逃奉天城，其过程可以分为泾原兵变、朱泚之乱、李怀光出走河中、李晟收复长安等不同阶段。1．泾原兵变
德宗建中三年(782)，卢龙朱滔、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和淄青李纳，分别称王，联兵反唐，不久淮宁**烈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为了平叛，唐德宗调拨关中诸镇军前往征讨。次年八月，**烈兵围襄城，在中原地区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唐廷方调5000泾原兵赴援。史载:“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王浐犒师，惟粝食菜啖。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泾原兵攻入长安，德宗出奔奉天城，这就是所谓“泾原兵变”，“泾原兵变”揭开了“奉天之难”的序幕。2．朱泚之乱
泾原军进入长安后，并未尊其节帅姚令言为主，也没有听命于前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而是拥戴了前幽州节度使，当时被罢兵柄，赋闲在家的太尉朱泚。数日后，朱泚建立政权，国号秦，改元应天，并且开始**奉天城的德宗君臣。《旧唐书》载:“(建中四年十月)十日，泚自领兵侵逼奉天，窃威仪辇辂，阗溢道途，蚁聚之众军势颇盛。德宗君臣与朱泚叛军在奉天城相持40 余日，其间多次发生激战。史载:“(十一月十五日)泚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环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迅，泚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翼以轒辒，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对于德宗君臣来说，奉天保卫战并非只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关系唐室存亡之战。到十一月二十日，朔方军重要将领李怀光率军从河北西返，大败朱泚叛军于礼泉。朱泚叛军败归长安，奉天围解，“众庶以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3．李怀光出走河中
奉天解围后，“奉天之难”并未结束。因为从十一月底到次年的二月，面对退缩至长安的朱泚残军，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均处于观望状态，致使德宗收复长安的计划毫无进展。不仅如此，德宗还受到朔方军的**威胁。《旧唐书》载:“时怀光部将韩游环掌兵在奉天，怀光乃与游环书，约令为变，游环密奏之。翌日，怀光又使趣之，游环复奏闻。数日，怀光又使趣游环，为门者所捕。《资治通鉴》也记载:“丁卯(二十六)，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升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升鸾诣浑瑊自言，瑊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于是德宗不得不再次出逃。德宗避幸梁州以后，“关中四镇，各屯兵**，自古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适从”，聚集在长安周边的唐军无意收复京师，只是积极自保。李怀光的朔方军在补给困难，并受到李晟神策军威胁的情况下，回到其辖地河中，但这一背离唐廷的“出走”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于朔方军的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4．李晟收复长安
德宗播迁梁州后，李晟控制包括神策军在内长安附近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收复长安的时机逐渐成熟。“(五月二十日)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五月二十八日，李晟攻入长安，分兵驻守诸门。不久，朱泚率军西走，军卒离散，与其余党源休、姚令言等皆为地方将帅或部下所杀。迁延数月的长安收复计划终于得以实现，唐人称赞李晟之功，以为:“誓郡帅于危疑之际，驻孤军于板荡之中，气凌风云，诚动天地，一鼓而凶徒慑北，再驾而京邑廓清”。同年七月德宗回京，至此，历时近10 个月的“奉天之难”才宣告结束。二，其深远影响
“奉天之难”就其事件本身而言,无论对于德宗政权,还是对于德宗的削藩战争来说,都是极具灾难性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事件也促成了德宗在藩镇问题上的政策调整,而这一调整对于河北战局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扭转作用。同时,“奉天之难”削弱了德宗对听命于中央的藩镇之控制,其间这些藩镇的“独立自保”倾向,切断了唐**和削藩部队的供给,使其陷入孤立。但随着形势的好转,这些独立藩镇马上竞相改善了与唐廷的关系,而德宗政权乘机把握住主动权,加强了对这些藩镇的控制。“奉天之难”后德宗被朱砒叛军围困于奉天孤城,几至不保。在这种形势下,听命中央的地方藩镇多自归本镇,在外的神策军与朔方军也多应诏回援,故相持于削藩战场的唐军多处于弱势,削藩战场的局势似乎变得不可收拾。但此时,德宗适时调整了激进、强硬的藩镇政策,这些新政策对于缓解当时紧张的藩镇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奉天之难”后德宗改变先前强硬的藩镇政策是出于无奈,但这一审时度势的改变却对河北的藩镇形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政策的转变大大分化了河北叛军的阵营,使得河北各势力集团趋向平衡，消除了幽州势力的南下威胁。“径原兵变”后德宗**的**,势必影响对地方的控制,因此一些地方大镇纷纷独立自保,坐观成败。其中以河东马隧、淮南的陈少游与两浙韩混的表现最为突出。“径原兵变”发生后不久,河东马隧即归本镇。《旧唐书》载“帝幸奉天,隧引军还太原。对德宗政权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诸藩镇的独立自保倾向使得“奉天之难”长期延续。诸藩镇的独立自保倾向是对唐廷权威的极大挑战,而且也使陷入危机的唐廷更加孤立。诸镇这种“不臣”的行为使得供用不足、陷入绝境的德宗政权,更加雪上加霜。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河北战事的缓和与朱砒叛军的势衰,这些藩镇的独立自保倾向最终难以持久,其纷纷改弦更张,转变了“自保”的立场。当然,三镇的和平转变,也得益于德宗的怀柔政策。“奉天之难”后德宗对于三镇,不能不耿耿于怀,但是迫于现实的军事、经济窘态,不得不宽贷河东与淮南诸镇。因此对于“韩混闻奎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的行为,德宗暂时并未追究对于马隧王权军在德宗迁幸梁、洋后的擅自撤离,也予于谅解。而陷入孤立的淮南陈少游,最终也只能向唐廷靠拢。“奉天之难”的发生并没有使得令德宗在削藩战争中陷入僵局的藩镇局势进一步恶化下去,由于德宗藩镇政策的迅速调整,利用了河北诸叛镇之间的矛盾,将其分化瓦解,终至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河北藩镇叛乱基本平息淮西**烈尽管攻势凌厉,并一度攻占注州,但由于曹王皋等的**,**烈势力始终难以东进、南下。另一方面,“奉天之难”中王权削弱,使得河东与东南的淮南与两浙出现了独立自保的倾向,但这一倾向并不持久,而且由于德宗的处置得当,致使唐廷重新加强了对这些藩镇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