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州名称和深州地名的由来
“深州”之名始于隋朝。据《深州风土记》云：“隋开皇十六年（公元五九七年）于安平始置深州，以城西故深池为名。自此乃有深州之号。明徙今治。通过地名的考察，综观深州地名之来历，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深州总计四百八十四自然村。其中：
（一）因水而命名
深州在历史上是比较低洼的地带，沼泽河流较多，谓之“泽国”。因此，许多地名与水有涉。如大堤、清河坊、下博（因在博水之下而得名）、南河柳、北河柳、东沿弯、西沿湾（属饶阳）（以上四村均系滹沱河得名）、南溪村、北溪村（因小溪而得名）、西蒲疃、东蒲疃（因池沼内蒲草丛生而得名）等。总计三十多个地名。（二）因**改革而命名
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实行屯田制，唐以后历代因之。彼时不少村落是以“屯”命名的，且在地区上非常集中。如深州北部，刘官屯乡的刘官屯、陈官屯、张官屯、丁官屯、柴官屯；双井乡的马官屯；和深县南部地区大屯乡的大屯、张家屯、赵家屯、前屯、后屯等，所谓一溜十八屯。（三）因战争而得名
深州无高山大林，阻碍、滏、滹沱险。燕赵用兵，此为必争之地，秦以前尚矣。金、宋之际，两国交兵，双方在州境均设有“营”“寨”。于是又出现了以“营”“寨”命名的地名。如金家营、宋家营、南小营、北小营、前营、后营、婆娑营、里边营、野吴寨、寨里等，十多个地名。（四）明代**多以姓氏命名和水陆道口命名。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一四○四年），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部分居民诏迁来中原各省。徙至州境的**，以家族为单位屯田立村，多以姓氏命名。如田家庄、李家庄、白宋庄、郭家庄等，共计一百六十个地名；也有少数**，在沿河两岸渡口处和道**叉的地方居住下来，慢慢形成村落。于是又出现了河堤口、南口、北口、陈家口、徐祥口、马家口、土路口、道口等村。十多个这样的“交通地名”。（五）因故城、庵观寺命名
深州历史悠久，或分或合，迁至靡常，古城寺院较多。然几经兵燹和洪水泛滥，昔日城廓、寺庙荡然无存。但从今天保留下来的一些地名，依然能反映出当年的影子。如下博村：乃因袭汉朝下博县之名。“古为县邑，今为村，”即指此也。桃园村：是因袭故县桃城之名。旧州村：为深州故城遗址之一，故曰旧州村。贾城西、祖城西、程城西、王城西、阎城西等，均为深州故城而得名。寺头、赵禅院、任禅院、张禅院、大寺家庄、小寺家庄、徐家寺、许家寺、半壁店、丁家庵等。以上村庄均因寺院观庵而得名。总计三十多个地名。
（六）因刘秀走国而命名
汉光武刘秀自蓟（即大兴县）南奔，路径安平、饶阳、深州一带留下了不少具有特色的地名。仅将今深州境内的举例如下：
风飘（今名冯飘）、凌霄、大流：据汉记载：秀至滹沱；侯吏白，无船不可及。秀令王霸往视，霸诡言，冰合可渡。比至，冰果合。令霸护渡，未必数骑，乃风飘凌霄水大流。辰时、得朝、柏树：相传秀至此适辰时，旁有参天古柏一株，秀于树下拜祖登基。后人谓：辰时得朝、柏树拜祖。即此也。大冯营、小冯营：相传为刘秀手下大将冯异叔侄驻兵处。安驾庄、南护驾池、北护驾庄；相传为刘秀小憩处。蒲龙头：相传刘秀避难于芦苇荡里，弄得满头蒲芦花。旧时谓帝头为龙头，故曰蒲龙头，村名因之。握幞头（今名凤凰池）：相传刘秀至此险被俘，被王朗追兵抓（握）去了帽子。请回头（今名清辉头）：相传刘秀至此，尖兵来报，走错了路，请回头。护驾迟：相传刘秀逃亡至此，大将冯异前来护驾，秀责曰：汝护驾来迟。王霸庄（今名王家庄）：传为刘秀的大将王霸驻兵处。总计十六个地名。（七）以帝王将相和宣扬封建纲常而易名
康王城：据《深州风土记》记载：宋高宗为康王时，质于金。脱而南奔，曾驻跸于此。魏公乡：以唐朝名宦魏知古得名。白侍郎：以白姓在京师做侍郎官而得名。即今天的白宋庄。张司马：以张姓在京都任司马官而名村。孝义乡、仁和里：据旧五代史载，原名为飞凫乡、匡圣里。天福二年，因李自伦六世同居，诏改为孝义乡、仁和里。即今名大冯营。总计五个地名。（八）以神话故事而命名
石像村：据《深州风土记》记载：昔有石像载佛自五台浮滹沱而来，州人迎之，建寺存焉。因名其村”。唐凤（今名唐奉）：据《深州风土记》云：明成化年，法宝寺碑载有：昔人有得唐墓志者，墓志中即名此村为唐凤；又据唐朝有凤凰落此之传说而得名。石人村（今名师尹）：以村昔有石人故事得名。凡此三村。（九）以古物和职业命名
石曹魏村：以该村“石槽”而名其村。簸箕辛庄（今名西辛庄）：村民多以编织簸箕为业。窨子村：昔日村民多以地下窨子纺织为业。烧盆王庄：村民副业多烧制瓦盆。凡此十多个地名。（十）以地理环境和方位命名
如高台王庄、东阳台、西阳台、东支村、西支村、东午村、西午村、东杏园、北杏园等。凡此五十多个地名。
隋末豪杰义军并起，声势最大者为窦建德、刘黑闼部，一度占河北大部。窦、刘等史称“山东豪杰”。“山东豪杰”系北魏六镇戍卒、营户的后裔，工骑射、善战斗。窦、刘均出自胡族。“山东豪杰”这一支农民**集团虽源自六镇，在河北亦颇有根基。它与东汉初期铜马军以及东汉末黄龙、左校、白雀、五鹿、黑山军有着脉承关系；其渊源甚至可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燕昭王与太子丹的养士之风。隋唐之后，山东豪杰亦有长期影响。陈寅恪在《唐代**史述论稿》中指出：“当时(唐中叶—引者)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抗衡。河朔已成为与长安对立的又一重心。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大都居南方，各国割据一方平行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却是前后承接更替，征战激烈，经济破坏严重，每一更替几乎都是从太原起兵，自然延及河北。两宋时期处三足鼎立状，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后是南宋与金、蒙古。两宋战争不断，河北首当其冲。元灭宋，清灭明，河北始终沉陷在战火之中。北宋与辽、西夏的战争，南宋与金、蒙古的战争，元灭南宋、明灭元、清灭明的战争，以及各朝的农民**，如北宋王则领导的河北士兵**，明代的刘六、刘七**，李自成进北京，太平天国的北伐军的斗争，义和团运动等，烧灼着河北大地。
河北地区频繁的战争留下丰富的地名文化遗产。在滹沱河、滏阳河流域与“王郎赶刘秀”的故事有关的地名，如辛集的倾井、赵马，深泽的大直腰、小直腰、北马、水冻、南濯头、苦水、南旺，晋州的马坊头、西张口、魏家口，鹿泉市的南龙贵，平山的星宿沟，沧县的黄递铺，河间的赤塔，献县的山秋等。曹魏时期曾在河北屯田，与此有关的如安平、深县一带的刘官屯、柴屯、丁屯、东里屯等，号称“一溜十八屯”；邯郸县有观台、讲武城等。与宋辽战争有关的如邯郸平乡县的节固(接骨的音转，为交接杨继业尸骨处)，临西的老官寨，馆陶县的肖庄(肖银宗的驻军处)，临漳县肖城寨，曲周县军营，广平县东张孟，廊坊的东营、西营、留寨、界卫、演马、马策、广安、西空城，元氏县的南国等。显示宋元战争惨状的如临西的秦白地等(喻“赤地千里，荒无人烟”)。与明代“燕王扫北”有关的如沧州东障壁、中留舍，邢台平乡艾村等。战争对河北文化性格影响的因素有二：一是强化着河北儿女的尚武精神；二是游牧族与汉族的战争加强着二者的融合。其情形往往是，每一次战争冲突，都有更多的北方民族血缘融合进来，不出数十百年，便难有汉胡之分。从**因素看，河北一代的人口流动也颇为剧烈。迁移的大体走向是，河北人口南迁，北方民族人口入河北，尤其是后者，增强着河北地区的“胡风”。如，汉武帝时，徙乌桓于上古、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侵袭上古、中山，“边陲萧条，无复宁迹”。两晋南北朝的人口迁移为历史之最。河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多先迁到山东、淮河一线，辗转入江南地区。与此同时，北方民族人口大量流入河北：羯人石勒灭匈奴建立前赵后，迁其文武百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近万口于襄国；西燕慕容恒自长安东迁时，随从的鲜卑男女又有40万之多，行至闻喜，为后燕慕容垂所败，尔后流入河北；公元316年河东大蝗，流民从河东迁到冀州的便有20万户等等。唐安史之乱时，“天子去蜀，多士奔南”，河北亦多人士南迁。宋元明清时期，契丹强迫黄河以上汉人迁往契丹故地者100万人，有金一代强迫迁徙出关的亦有数十万人。内迁方面，女真人进入中原后，仅在河北、山东、关西安置的屯田军户便有130余千户(每千户300人)，总计迁入的屯田军户达100多万人。元代，蒙古族内迁后，众多的色目人(对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及欧洲各族人的统称)也相随居留内地。明人丘浚《区处畿甸降夷》云，明代初期，“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以更姓 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清初满族入关时，人口约 百万，延之近现代，已与汉人相融，无复踪迹矣!河北的许多地名也记录着**的历史。明初的**政策是“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北京一带以其战略地位和战后的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被作为重点“宽乡”；山西当年是蒙占贵族名将察汗特木耳及其子扩特木尔(王保保)经营之地，经济富庶，人口稠密，为重点“狭乡”。北京一带多山西**。河北**村多以新居民的姓氏命名，也有以原居地名之。如宣化县崞村系山西崞村迁来，肥乡县大西高来自**县大西高村，交海县压枝陈来自洪洞县新二里第二甲压枝陈庄，沽源县大营盘来自山西天镇县大营盘村等。也有的地名包含**艰辛，如，交河县冯三番记载山西冯氏三番五次由山西来此定居过程，千里屯则为洪洞县王、李、季、郭四姓千里迢迢来此立村的纪念…还有显示移入顺序的村名，如南皮的叶三拨、张三拨、马四拨、段六拨、大七拨、朱八拨、肖九拨、邢九拨、于十拨等(无一拨、二拨，记下当局对百姓的欺骗：前两拨己走，你们已是第三拨)。明代，河北多军屯处，迁来居民住处多称“屯”，如临西单屯，南宫郝家屯、尹家屯、大屯，沟头后军屯、王官屯、张旺屯、任英屯、宋八屯、赵官屯、刘官屯、鲁官屯、司官屯、千民屯等。清初**村仿军制，以“营”、“营子”命名者居多，丰宁县此类地名占全县20%左右，还有以旗命名者：如塔黄旗、黄旗、镶黄旗，崇礼县的西红旗营、白旗等。还有反映逃荒难民艰难境遇的，如万全县代家房，怀安县贺家房、阎家房、谈家房，崇礼县二间房，赤城县五间房、古(原为孤)房子，平泉县高杖子、范杖子、大富铺、李家富铺、陈栅子、大栅子等。清末数次开边围荒，将**村编号，围场县此名尤多，如前号、头号、**、七号、九号、十号、十五号、十六号、十八号、二十一号、三十一号河南、下四十号、四十二号、四十五号、五十三号等。代代不绝的**，促使燕赵地区的胡汉交融，也促使燕赵风骨不断发展和深化。燕赵文化性格的发展，还与我国大一统的**文化有关。如前所述，由于河北一带的“次生黄土”缺乏秦陕一带黄土的“自行肥效”，自秦汉到隋唐一千年间，农业基本经济的中心始终在关中、中原一线；盛唐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全国经济中心一度向河北倾斜，但又很快向南转移；自唐末叶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始终在长江流域。可见，自古至今，河北在经济上始终处于附从地位。在统一的**，中央政权常常要在各地区的**利益与经济利益上权衡轻重。燕赵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点，也是两种文化在冲突和对抗中的战场。为了保证中心地区农耕文化的顺利发展，为了满足更大背景下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的需要，河北地区常常做出牺牲。它虽属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却得不到中央政权的保护，所承担的压力尤为沉重。由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是历史常态，自炎黄二族的上古传说至清代始终如此，河北地区的牺牲也是历史常态。换句话说，河北地区以自己的牺牲保证着农耕文化的发展。如，南北朝时，北周北齐向突厥称臣，北周岁贡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正月，幽州军乱，文宗召集群臣问计，牛僧如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休戚。“自安史之后，范阳非**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帛斗粟。且范阳**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才之用，固不计于顺逆，臣因曰不足烦圣虑。(《旧唐书·杨志诚传》)在**势力控制着北方时，**上虽然代表燕赵，经济上却仍要依赖于南方，因而并不注意北方经济的发展；在**势力控制南方时，燕赵是阻止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一道屏障，其经济发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