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第一大世界性宗教的**教，追根溯源，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公元一世纪左右，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区出现了一个小的犹太教派别—拿撒勒派，意思是坚守教规教义的人。而**教的**据说是该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了犹太教的教规和**思想，却反对教中繁琐的教规、礼仪和戒律，并认为这些是有悖于先知的教诲，无益于人们心灵的净化。然而，**的传教被罗马当局认为是妖言惑众，于是便密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按《圣经•新约》和《福音书》中的叙述，**的被害是犹太长老和罗马总督彼拉多合谋，用13枚金币买通了**最爱的教徒犹大（犹大也是犹太后裔），在其协助下谋害了**。**受难之后，其十二门徒继续他的传教，同时又赋予受难事件以更大的宗教意义。其中，门徒中影响最大的是保罗，正是他的传教冲破了犹太教的狭隘性，使拿撒勒教派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宗教，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教就此而生。所以从**教的诞生之日起就对犹太教和犹太人产生了极强的宗教敌对情绪，**教对犹太人的**敌视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由来已久。这种对峙局面一直延续至今，虽有所改变，也只是程度的减轻而已，根本上还是依然如故。甚至在1879年，德国学者威廉•马尔创造了“反犹主义”这个新词，此后，人们就以此来称呼那些憎恨和反对犹太人的思想及行为。当我们把历史翻回到中世纪的欧洲时，习惯地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抛开其他的内涵，单就犹太人而言，不仅意味着黑暗，更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他们遭受的命运之惨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制造了犹太人应进“隔都”，出门戴上犹太人标志的反犹言论。随后，英、法、德（大公国）等国开始驱逐境内犹太人。由教会**的****（1096年—1291年）也使得数以万计的欧洲犹太人惨遭杀戮，生灵涂炭。就连1331年欧洲爆发的麻风病和1348年流行的黑死病也被说成是犹太人所为。由此可见，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敌视情绪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到十四、十五世纪以意大利为摇篮的欧洲文艺复兴风涌而起之时，几乎所有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人们提到文艺复兴时总是以为是一个发现人和把人从神性的威严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人文主义赞扬人性的美好，反对神的权威；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反对教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等级观念和封建压迫，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人的自由意志，要求提高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在我们回首往事，会觉得历史给犹太人开了一个多么凄凉的玩笑，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高唱人性的赞歌，张扬**，而犹太人却被抛弃在历史的边缘地带。我们不仅为历史如此这般的捉弄而慨叹，是宗教的敌对情绪把犹太人变成了一个弱势和边缘化的群体。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同样，一水之隔的英仑三岛情形并没多大的改观，到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时，犹太人在英国几无踪迹。在《威尼斯商人》剧本写成时（一般认为剧本编写时间是在1596至1598年间），反犹浪潮依然激扬高涨。事实上，早在1586年，发生了洛贝茨案件。罗德里戈•洛贝茨，犹太人的后裔，当时是女王的私人医生，却被认为企图**女王，最终被判死刑。此案进一步加剧了反犹运动。当时的另一位剧作家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曾一度连续演出，也为反犹运动起到了助推作用。根据梁工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认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编写不能排除受到马洛剧本的影响的可能性。尽管莎士比亚一生追求真、善、美，他在第105首十四行诗中也写到：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真、善、美变换成不同的辞章；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换里，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但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摆脱时代社会在其思想上烙下的印记。毕竟，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虽高于现实，也是对现实的审美关照。只是《威尼斯商人》反映这种审美价值取向在程度上的大小而已。倘若，把文化看作一个文本，那么，这个文化所含括的就是这个文本的具体章节。脱离了整个文本去解读某个具体章节，势必导致一种真正的误读，甚至于是一种断言误判。因此，莎士比亚本人的生平历史及文本生成并演出的时代社会是我们在理解《威尼斯商人》剧本内涵的密钥。一般认为《威尼斯商人》中一定程度的反犹思想，但相比而言，剧中所反映的这种审美价值取向并没有《马耳他的犹太人》那样明显。莎士比亚在剧本中既有对人的贪婪、狠毒、残酷和民族宗教冲突的描述，也有对友谊、爱情、仁慈和宽恕的刻画。关于剧本中表现的价值取向，则是剧作家留给后世的宝藏当然也是疑惑。另一方面，后世读者也拥有在文学接受中解读文本的权力。所以对于《威尼斯商人》的研究评论才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过来讲，正是莎士比亚在文本中留给后世读者诸多的“空白”与“召唤结构”使得作品历久不衰，其理性思想的光芒透穿历史时空，依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由于历史原因，《威尼斯商人》不能具体创作时间，多数学者认为应是在1596至1598年间。整个剧情由来源不同的两个故事拼合而成的，即首饰盒故事与一磅肉故事。把挑选匣子的情节与一磅肉的情节结合起来，再通过鲍西娅的化装成律师来审断夏洛克对安东尼奥一案，真可称得上莎士比亚的**性手笔。j•多佛•威尔逊称这一古老的喜剧性手法正是《威尼斯商人》剧情的关键性支点。故事讲的是一位身无分文的威尼斯青年巴萨尼奥为追求贝尔蒙特的美女鲍西娅，再度向朋友安东尼奥借钱。然而此时安东尼奥的钱都用于海上航运，暂时拿不出钱帮他的朋友，为成全朋友心愿，便找到了同在威尼斯城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借钱。巧合的是，此前夏洛克曾被安东尼奥及其朋友当众羞辱过，骂他是异教徒，诟詈他的民族，夏洛克对此耿耿于怀。他虽然答应借钱给安东尼奥，但也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如果三个月内不能偿还债务，他将以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作为补偿。于是巴萨尼奥拿了这笔以其朋友身家性命为抵押的借款前去贝尔蒙特求婚，并如愿以偿地得到鲍西娅的应允。可是，当还款期限已到，安东尼奥的船队无法如期归来，他也拿不出三千块钱还债。而夏洛克坚持按约定要求割掉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最终双方对簿公堂。关键时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现在法庭上，她言语机敏，巧设布局，一步步使夏洛克处于被动，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安东尼奥转危为安，免于被割掉一磅肉的危险，三对情人也姻缘美满。至此，此剧始于**与污浊的爱，结尾却是和谐与完美的爱。《威尼斯商人》剧情较为复杂，但也争议颇多。早期的研究评论有颇象是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着眼于剧本情节渊源，人物形象社会原型。也有从人物形象的社会性分析即是认为以夏洛克为代表的没落的封建阶层与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矛盾与冲突，使剧本担当起了文学“诗意的裁判”的作用。另外也有从更为专业的眼光，或是法律的，或是经济的来看待剧本；也有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衡量剧中的两个主要女性角色鲍西娅和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而真正涉及到把剧本与**教及圣经相联系，则是后来的研究范畴。所以，可以看出后世的莎士比亚研究是多样化的，尤其是文学接受理论一下子把读者（当然也包括莎学研究者）置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地位，扩大了读者的在阅读理解主动性。在莎学研究方面出现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也不足为奇，就《威尼斯商人》而言，自然也会有一千个夏洛克，一千个相安东尼奥…。虽然，文学接受理论提高了读者阅读的权限，但毕竟，文本有其自身固有的背景与内涵。读者有权去解读文本，不过，这种阅读或者说文学接受不能是读者产生的一种阅读霸权，超越文本的存在意义。否则，阅读霸权的膨胀，恣意理解文本，更多的情况下是对文本的误读与伤害。换言之，对于《威尼斯商人》的阅读理解，不能过分地放大阅读权限，文本要受制于其生成与存在的时代社会，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社会的审美价值取向。相对于国外，我国在莎士比亚作品与**教及圣经关系的研究要稍晚一些。相关的《威尼斯商人》研究也不例外，但我国却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4月商务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南大学梁工教授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该书上下两册，是我国莎学研究方面可喜的成就。书中开设专门章节，分门别类地阐述与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与圣经的源源关系。在书中第二编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的事实联系和第四编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关系专题论述中分别设有专门章节来研究《威尼斯商人》与圣经的关系，从全局角度对该剧做了研究与阐述。提到该剧恐怕没人会忽略剧中的一个热点人物夏洛克。德州学院的张丽教授在《近十年来夏洛克形象研究回顾与思考》文章中就1994到2004年十年间我国研究夏洛克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从这10年间被**学术期刊网收录、发表于主要学术期刊上的专论夏洛克的约30篇文章进行梳理，按照基本观点的不同分为否定人物说、悲剧人物说和两分说。文章最后提出基于我们自身文化的涵养，在解读夏洛克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误读和异解。其原因是，1949年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是与西方**教文化对立的无神论，形成了把**教看作“精神**”的思维定势，对西方的作家作品中**教思想观念全部作为局限性简单予以以否定，因此，习惯于从阶级论、**论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对文本自身的探讨不足造成不少的评论脱离文本来诠释夏洛克。文章认为近十年来国内的夏洛克形象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社会学批评，从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地位、民族身份出发去分析人物的性格。从上述可以看出，把剧本放在**教与犹太教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研究《威尼斯商人》是莎学研究的一个亮点，而且也是较为合理的，因为这样的立场更容易使文本接近于历史真实。我们才不会是戴上有色眼镜去理解与接受文本。目前对方向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主要侧重于从**教的仁爱、宽恕、救赎出发来把握剧中所提倡的圣经思想。这方面研究主要是梁工教授的《莎士比亚与圣经》的相关章节。二是认为剧中存在一种对犹太人的偏见与敌视，表现了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在**教为中心的时代社会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方面的文章也比较丰富并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两例以示说明，如西安外国语学院的王九萍的《从夏洛克看<威尼斯商人>中反犹主义烙印》文章的目的在于重新评价莎士比亚时代的主流文化和给犹太人造成鄙弃心态的原因所在，为夏洛克正名；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王进的《夏洛克：边缘的犹太英雄》则是以现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我者”与“他者”的新视角，从文化的高度重释文本，进而把夏洛克定义为同**教即“我者”为中心的时代社会抗争的一位犹太英雄即“他者”。正如张丽教授的文章所指出，这样的出发点难免抹去我们自身文化的某些痕迹。我们对于涉及民族历史的问题是极其敏感的，也反感种族压迫、宗教歧视。所以，我们的立场往往会站在非主流的弱小民族一方，同情弱势民族，这种倾向主要源于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伊戈尔顿指出这样的阅读是一种对我们自身观点的更富批评的看法，我们阅读一本书时一直“阅读”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有一种“误读”产生。三是综合全面地考虑文本的内涵意义，这样的角度颇具合理性。如深圳大学李涅海的《慈悲与正义：<威尼斯商人>两极价值的平衡》，也是以夏洛克为分析中心对该剧的反犹与倾犹进行两极解读，从中洞悉剧作家的复杂心态与矛盾情节。最后是在这种**教与犹太教的冲突张力中，以《威尼斯商人》剧本为依据来分析剧作家莎士比亚所持有的宗教情怀，此方面的文章目前还没见到，所以应该是一个新的方向。但是，仅从一篇作品来分析作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显得力度不足，仍须从作者的整体作品考察。无论基于什么样的角度解读《威尼斯商人》，作为我国莎学研究者都应尽可能地避免以自身文化价值取向来审视作品内涵，从而接近文本自身所含有的内涵意义。尤其对于文学经典的解读更是如此，因为经典不仅仅是一个侧面的，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