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阳水神女子的身份应该是人而非神。所谓的“神女”应指对神的祭祀权拥有与否,拥有此权者当被视为神的宠儿和神权之拥有者,这与此前廪君与其它四姓俱出争神一语相合。盐神部落为母权制社会应是没有疑问的,盐水女神所拥有的部落财产—鱼、盐及土地赠予权,“暮辄来取宿”不落夫家的主动地位,“与诸虫群飞”的统率能力等均可视为母权统治的体现。而对于两者之争,笔者同意是权力之争,但关键原因不在走与留。廪君的得势,即已表明男权的出现和母系社会走到了尽头,权力颠覆已成为必然趋势。因而,当务相率部众“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时,位尊母系部落之首的盐水神女,对廪君的野心必定是知晓的,倘以部落利益为重,她当斩断儿女私情,并促其远去,即便她要为私情断送部落利益,“诸虫”也定不会与之“群飞”。而廪君用意也显然不是为了继续前行,因为他在杀掉神女后却“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回到不远处的夷城安营扎寨起来。可见,所谓“走与留”之争并非两人矛盾所在,且仅仅为此而夺人性命也不合情理。问题出在一个“共”字上,盐水神女力图保有一部分权力。廪君巴人之军事大迁徙很有可能是由盐引发的。笔者认为,廪君与盐神矛盾的焦点应在共治或独占的权力之争上。盐神寄希望于采用共治、和亲的方式化解矛盾,延续其氏族。她开出“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的条件,实为不得已之举。可廪君的回答却是斩钉截铁的:“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很简单,务相要做君王、拓疆域、没人能够阻止。在“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句中,传递了羁绊日久与除掉对手两个信息。或许,为迫务相就范,女神曾借地利之便软禁过廪君。于是史料中便有了化飞虫蔽日等文学表述,以之表达困扰与抗争。对蔽日现象的出现,或可从当地环境解释,“县内地表形态各异,致部分地区形成小范围特殊气候。一是有些地区重峦叠障,形成了许多闭塞、温暖、多雾、多光的山间小盆地,如清江河谷地带…。而《水经注》中也有“…有温泉对注,夏暖冬热,上常有雾气”的记载,且有雾的江面定是无法行船的。于是“白天却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等,或可以视为盐神部落利用弥天宿雾困扰对手。而“盐神死,天乃大开”则可释为雾散云开、务相突破了包围,并实现了强占女神地盘的愿望。终于,一个母系氏族政权连同它赖以存在的“鱼盐所出”的广大地域,连同神女美好的梦想一道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破灭了。对古籍中所述夷城位置,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有谓在今恩施,有谓即今之长阳(宜都),也有人认为在今天长阳的曲溪。笔者认同应在香炉石附近的观点,考古发掘测定这里是夏、商、周时期**早期巴人的典型遗址,而廪君巴人最迟从夏代晚期开始在清江中游地区生活,已成为学术界不争的结论。理由之一,从香炉石遗址的文化积淀厚重与时间漫长两点看,在整个清江流域再找不出第二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清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夏、商、周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境内,有香炉石、桅杆坪、南岸坪、深潭弯等处。在这些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又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位于渔峡口镇东0.5公里香炉石,1983年发现,遗址距清江垂直高度约150米,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文物有大量陶片及陶网坠等。陶片以砂褐陶、黑灰陶为主,间以少量细泥灰陶。香炉石遗址出土文物十分丰富,自夏、商起至春秋战国时期,前后1000余年未间断。遗址的最底层(第7层)属夏代晚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4090±100年),“专家们从该地层中发现与生活相关的大量兽骨、鸟类骨骸、鱼骨残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鱼猎、采集经济为主,鱼、兽、鸟类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理由之二,从地理上看,这里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上可控盐阳之盐泉,下可达通江之便利,显然是军事防守的好据点,可以捍东控西,保卫夷水疆域,适合做统治中心。对照史籍,香炉石的地理环境,也与东汉应劭《风俗通》所述“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石岸曲,水亦曲”(《北堂书钞·地部穴篇》)相似。在白虎陇山脚,香炉石伸入夷水,水流至渔峡口,先转南流,再转北流,复回东去,实可谓岸曲水亦曲。而史书“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岸上有石坪,方一丈,长五尺”的描述,亦与香炉石独高30来米、顶部平整,石傍有长约100米、宽10米、高10来米状如阶陛的平台地貌相符。理由之三,从文献中“下至夷城”的一致说法上看,夷城的方位当在清江盐阳的下游,否则当用“溯”或“上”。考察地形,由盐阳至恩施段,清江落差甚大,水路根本无法行走,清江出恩施城南约5公里即进入峡谷,河面窄狭,岩石浅滩甚多,以伏三跳滩尤为险恶,洪水时骇浪淘天,枯水时水细如练,无一完槽道,总落差约280米。要巴人扛着“土船”翻山越岭去建城不合情理,且建统治中心于清江上、下游均不利于控制整个疆域。反之,清江中游水面相对平缓,具有通航之便利。理由之四,从当地的地名上看,也多与廪君相关。史载“廪君死,魂魄世(化)为白虎”,“白虎陇,在县西二百二十里,昔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故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廪君之生也,生于赤穴,其死也,化为白虎,有陇宜也”((清)道光《长阳县志》)。该地名被当地群众世代传袭至今,这一带还有诸如“蛮家湾”、“巴王沱”、“板木盾坳”等古地名,它们均与廪君的逝世、巴人的活动相关。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是古文献《山海经》。其中有“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大荒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山海经·海内南经》)。且与“(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可互为印证。由此可见,巴人的起源十分久远。但我们在《山海经》中并未读到有关廪君务相的文字。是后来者将《大荒南经》中“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降臷处。是谓巫臷民”一段中的“巫臷”解释为“巫蜒”,又因为在《世本》中有“廪君之先,出自巫蜒”一说,这样一来才使廪君务相与远古时期的巴族集团续上了血缘。事实上,历史上的巴族集团,当是远远早于廪君一支的。而务相的巴只是巴人的后期发展或支流。使巴人扬名天下的当为廪君务相。他的事迹主要体现在“争神”(投剑、造土船),掠地(夺得盐水女神地盘),建国(即建都于夷城)三部曲上。而这三件大事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对第一个伟绩,笔者在“论巴人与土船”一文中已作了探讨,这是廪君内部统一的成功,由此他成了部落的首领,有了一支能驾“土船”作战的**。且为其实现“我当为君,求廪地”的目标奠定了基础。第二个伟绩是夺取盐水神女领地,“务相乘土船而王夷水;射杀盐神,巴人以为神”(《水经注》引《世本》)。此为其向外扩张与掠夺的重要步骤,极大提高了廪君的地位。第三个伟绩便是建都夷城并称王。“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以**雏形取代氏族制度是前两个阶段的逻辑发展。部落的首领变成了“王”,在民间也有了“向王天子”的称呼。“向王”之谓,实属“世俗相沿,…是以‘相’演化为‘向’,其故”(咸丰1852年《长阳县志》)。在土家民谣中也传达出人们对向王天子的敬仰和对其开发清江的肯定:“向王天子一支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声音高,洪水涨,声音低,洪水落,牛角弯,弯牛角,吹成一条弯弯拐拐的清江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长乐县志》中,“廪君世为巴人主,务相其开国有功者”一句,其中“廪君”之称谓是指巴人首领,他可以是务相,也可以是其他巴人首领。二是廪君务相“据捍关而王巴”中的捍关,应该是指清江三峡之一的巴山峡。巴山峡“古名捍关,东起都镇湾区峡口,西止麻池区西湾,全长5公里,高山兀立,雄阔峻拔,水平如镜,静影成壁”[9]。捍关的记载当指此,而非其它地方,因为务相早在夷城附近的白虎陇羽化登仙了。在上述廪君与盐女水神的传说中,还给我们留下了三个耐人寻味且令人反思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盐水女神的浪漫,二是盐水女神的悲剧悲在何处,三是廪君务相与白虎崇拜。这三点是笔者在下节中要着力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