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装修攻略：哪些地方千万不能省钱

摊丁入地是清代（主要在雍正朝）实行的一项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内容是把丁银摊入田赋，即把人头税并入土地税。这项改革既稳定了封建**的赋税收入，又一定程度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改革范例。一、清初的丁银制度及其弊端
清初的丁银制度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明朝的赋役制度实行人、地并征的办法，**向土地征收田赋（夏税秋粮），同时又对**的齐民编户按“户”和“丁”征派徭役。按户征派的徭役称“里甲”，即由人户充任里长、甲长之役。按丁（年16－60岁的成年男子）征派的徭役有“均徭”和“杂泛”两类，前者为有一定名额的较为固定的徭役，又叫“常役”，如充当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等；后者为官府临时签派的杂役。最初，徭役征发以力役为主，仅均徭中有部分“银差”项目；以后不仅均徭中的“力差”，而且里甲和杂泛也都渐可以银代役。到万历初张居正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取消银差、力差，将不同的徭役项目一律合并，征银雇役；同时又把部分徭役折银合并于田赋征收。但绝大多数地方仍然向人丁征收一部分代役银[1]，沿袭下来就成为丁银，又叫“丁徭银”、“徭里银”。所以，清初的赋役制度仍然是丁、地分征：“人丁、地土乃财富根本”[2]，“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3]。丁银“亦**惟正之供，与田赋并列”[4]，是封建**最重要的赋税收入之一。清初的丁银，在不同地区征收方法有所不同，“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5]。大体说，北方地区以分三等九则征者居多，即按人户的丁、粮多少定出人丁的等则高下，分别征收不同数额的丁银。南方多以统一科则征派，称为“一条鞭”。“丁随地派”是将丁银合并于田赋征收，也以南方居多，特别是西南四川、广西等省和东南江、浙等省的不少地方大都以此法征派。就全国而言，清初丁随地派的只是少数地方，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丁随丁派。丁银的种类，有民丁银、屯丁银、灶丁银、匠班银、盐钞银等等。民丁银征于普通民户人丁；有更名田省份的更名丁银也属于这一类。南方有的地方又分民丁为乡丁、市丁，分别征银。屯丁银征于归并卫所屯丁。清初裁撤明代卫所，除有漕运任务者外，原卫所屯军都陆续改入民籍，归并州县编审征银，所以屯丁实际与民丁已无区别，但征银科则彼此不同。灶丁银征于盐场灶户，也是单独编审。匠班银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工匠代役银。清顺治二年（1645年），除豁直省匠籍，匠班银一度免征，但不久又恢复征收。不过，因“年代久远，匠役子孙或改图别业，迁徙逃亡，或久已故绝，仅存户籍”[6]，已无法向匠户征收，所以各省“或派民户带完，或有司自行赔补”[7]。康熙中以后，各省匠班银陆续合并于田赋征收。盐钞银本是明代人民领取**配给的户口盐所纳钞米折银，后来**不再配盐，而钞米折银如故，乃演化成一种人口税。清代，大多数省份的户口盐钞银已归并田赋，只有江西、福建等少数几省仍然保留，按“口”派征，故这些省不但编审男丁，还编女口。上述之外，各地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丁银项目，如军丁银、土军丁银、站丁银、渔丁银等等，种类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丁银征收的科则各省不同，一省内各州县也往往不同，民丁、更名丁、屯丁、灶丁等各色人丁又各不同，彼此差异很大，没有统一标准。一般说，北方重，南方轻；西北尤重，东南尤轻。如北方即使下下则人丁每丁所纳丁银一般也在一钱以上，重的则在一两以上，山西有至四两余者，巩昌（甘肃）更有到**两的；而在南方，通常每丁仅征银几分，最轻的地方每丁征一分五厘。当时人说：“北地粮轻丁重，以纳丁而外，一切公差杂派皆出于丁；南土粮重丁轻，以纳正赋而外，一切公差杂派皆出于粮”[8]。这是当时各地丁银负担的一个大致趋势。为了保证丁银的征收，清初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人丁编审制度。户籍方面，顺治三年（1646年）“定人户以籍为定及脱漏户口律：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原报册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仍改正”[9]。这是沿用明代旧例，企图用法律形式把人户按职业强行固定下来，世代承袭，以便于**控制和征税课役。人丁编审初定三年一次，顺治十三年（1656年）改为五年，目的是“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赋亦随之”，“平赋役，清隐匿，别老幼，均差徭”[10]。具体做法，每届编审之时，由里甲组织依照官府规定的原额、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格式，登录各编户的丁、产、课银及其五年间的变动情况，由甲而里（坊、厢），里上之州县，州县官合造本属总册上之府，府别造总册上之布政司，督抚据布政司所上各属之册达之户部，户部受各直省之册汇疏上奏，以周知天下生民之数。最后由户部汇奏呈请皇帝御览的各省册籍封面为黄色，故习惯上称为“黄册”，实即户口赋役册。编审关系到“丁赋之所由出”，故统治者十分重视，规定了许多专门的法令、条例，各级官员隐匿、捏报的要治罪；州县能增丁2000名以上的，不仅州县官，而且督抚、布政司及道、府各级，俱予纪录。户口管理和人丁编审都是通过里甲（有的地方叫图甲或其他名目）组织来落实的。清代里甲的编制与明代相同：人户每110户编为一里，推丁多者10人轮充里长，其余100户编为10甲，各户轮充甲长（或称甲首），均十年一周。里的组织，在乡曰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里、甲长负责管摄本里本甲公务、协助州县官催征钱粮及编审造册等。以上，就是清初丁银征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的概况。从表面上看，这一套制度规定得十分严密，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破绽百出，一片混乱，可以说从未认真执行过。清初征收丁银依据的是明万历条鞭册，而不是依据对实际户口的调查。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编定《赋役全书》，其中所载各项赋税原额均以万历旧额为准，略加订正。虽说当时规定要“参酌时宜，开除荒亡”，实则并未进行过认真的户口及土地的调查核实，不过是根据各地报告，免除了一部分实在征收不上来的税额而已。其结果，不但继续保留了万历旧册原有的不均和失实的弊病，而且由于又经过了数十年的社会变动，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大**，变得比原来更加不均和失实了。全国统一，社会安定下来以后，清**也未做户口人丁核实的工作。在封建晚期的社会条件下，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化，人口在地域上和行业间的流动已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清**已很难控制户口，再也没有条件象明初那样大规模地普查户口，限制其流动并固定其职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户以籍为定”、“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平赋役，清隐匿，别老幼，均差徭”等等规定，根本无法实现。五年一次的编审徒具形式，“不过以派费为事，丁口之增减、田亩之推收，因无从问也”[11]。故清代编审册籍数十年而不一变的现象十分普遍，“鬼名累累，空缺纷纷，按册则姓名俱有，点丁则踪迹全无”[12]，混乱已极。尽管人丁难以核实，朝廷税额却不能短少，于是各地州县只能拿在籍人丁开刀。“自承平以来，有司谨守原额，如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鸠形鹄面之人呼天抢地无所告诉，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删除，子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尤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入追呼之籍，苟无缺额而已，遑恤其他”[13]。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生疾痛，…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14]。如广西迁江县原额人丁460丁，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五次编审增加42丁，“夫以数十年之休养生息而仅增此四十二丁，不可谓不少矣，然按册虽有四十二丁之增，而核实则仍四百六十丁之额”，结果虚增人丁应纳之银只能由在籍之460丁包赔，致每丁额征从0.65476两增加到0.714541两[15]。在籍人丁不堪重负，只有逃亡，于是跑了的人的丁银又要加到没跑人的身上。清代编审有一个不成文的“成例”，叫做“里顶里，甲顶甲，户顶户”：“某户开除，必须某户顶补；倘户有十丁而九丁死、逃。又无新丁报补，即以一丁而供九丁之徭。户绝则累甲，甲绝则累里”[16]。这样，包赔引起逃亡，逃亡导致更多包赔，如此恶性循环，在籍之丁日少，丁徭日重。湖北宜都县原来每丁征银0.49两有奇，康熙中增至0.66两有奇[17]。河南最高丁则依会典所载为每丁征1.2两，而有的地方竟然叠加到6－7两之多[18]。吏治**，编审滋扰，私征杂派，使人丁负担重上加重。每五年一举的人丁编审是各级地方官吏以及经承、里书们发财的大好机会。康熙九年（1670年）福建莆田县审丁公然索贿：“未审，每丁三钱可以贿脱；既审，每丁五钱方能摘出，官吏分肥”[19]。各种公费也都乘机向民间摊派：“有里书里长之费，有州县造册之费，有院司道府吏书纸笔之费，有部册之费，有黄绫纸张解册诸费，悉向里户公派，追索甚于丁粮，各省皆然”[20]。这种摊派，不一定都与编审有关，且大都用一派十，没有一定之规。当时有人把那些无情吸血的经承、差役、歇保乃至有司称为“群蠹”：“黎元之膏血日以枯，而中饱者，群蠹也”[21]。康熙末年，直隶雄县有个姓刘的总书，每年杂派万余两，“官收其六，彼蚀其四”[22]。无艺私征的结果，“百姓穷蹙不支，致多流离转徙”[23]。清初丁银制度的再一个问题，是贫富负担严重不均。在封建生产关系下按人征丁，必然是由无地少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来承担丁税的大部分，而地主富户因人口少负担的丁税也少。然而除这个基本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负担更加不均：一是绅衿地主法定的优免，二是编审不公。关于绅衿优免，清代对官、吏及生员以上身分的士人的优免则例最初照依明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定为：“一品官至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强调不许绅衿族户子弟诡寄滥免。但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在**的吏治和乡绅豪强的破坏下不可能认真执行。如在山西沁水县，顺治十四年奉文将原由绅衿包免的供丁清出后，供丁额银本已摊派于通县额丁之内，乃又复“私立供丁名色，滥免公务杂差”，“清出之丁虽均徭于阖邑，而冒免之丁反数倍于旧额”，“穷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言而不能行”。当时北方“乡绅供丁多至数十名，青衿亦有数十丁者”，这使“百姓独肩力差，终年毕世，罔有休息”。南方有优免丁一般只负担里甲一差的纲银，其他均徭、民壮、驿站等差银全都豁免，有优免丁和无优免丁的纳银数额往往相差数倍之多。编审不公更是触目惊心：“奸豪巨猾欲减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于是花立户名，诡寄别里，而总书册房，或受人贿嘱，或将己粮飞洒各户，移换斗则，脱漏顷亩，冒栽田地，种种弊端，莫可穷诘”。编审不公的结果，是“富者既多幸脱，承差者俱属穷黎”，“素封之家多绝户，穷檐之内有赔丁”。负担不均使沉重的丁税愈来愈压到广大穷苦人丁身上，迫使他们大量逃亡、漏籍，由此导致丁册严重失额。如陕西丁册原额民丁2675047丁（系折算的下下则人丁数，下同），康熙二年（1663年）实在数只有2185520丁，雍正时又减少到2140809丁，只及原额的80%，比康熙二年还少2%。失额最严重的兴安州只有原额的19.3%，比康熙二年少28%。从全国看，康熙时期的人丁数字虽是缓慢上升的，但始终也没有达到清初《赋役全书》的原额数。为了充实丁额，康熙十七年令各省将归并卫所屯丁“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二十五、六两年连续下令严格编审：“州县将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罪之”；“编审缺额人丁，令该督抚陆续招徕，于下次查编补足”。三十五年，又把云南省兵丁的兄弟、亲属、余丁悉行查出，编入丁数，输纳钱粮。甚至连贵州这样边远的省份，康熙三十一年编审，户部也“以其人数寡少，驳令加增”。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户部还在题奏：“州县官员，如有将应增添之丁隐匿，不行添入编审册内，该督抚即行题参”。可见丁额仍然不足。如果再考虑到丁册内失额不报或报而不除的虚假成分的话，问题还要严重得多。丁不足额必然大大影响清**的税收。“始以数丁之徭坐之一丁，久之一丁之供同于数丁，赔纳不堪，逋欠益伙”。这种现象在康熙时十分普遍，而且愈是丁银重、逃亡多的地方，就愈严重。陕、甘、山西等省自不待言。他如在浙江号称“丁粮独重”的常山县，清兴以来，“兵燹频仍，疫疬流行，户口寥寥无几”，“一图有仅存一二丁、三四丁者，几同空谷”，丁银包赔极多，“历年逋欠万余”。又如广东琼州府属澄迈、临高二县，自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积欠正供71900两有奇，高州府属吴川县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八年积欠无征银42470两有奇，“皆系丁逃地荒”所致。丁册内无粮穷丁日益增多也是丁银征收困难的原因之一。康熙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