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的主张，揭露**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jiao）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更非**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邵飘萍的《京报》可谓影响深远。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北京的《新京报》没有，这是我国当今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咱们这儿市面上是没有卖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买来看一看，或者上网去看看它的电子版。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判断，这张报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邵飘萍所办的《京报》的继承。在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着摇曳的烛光，**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至今为止都很有指导意义。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铁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邵飘萍的写照。邵飘萍的命运也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像他一样能够如实报道新闻的记者的共同命运。比如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比如与邵飘萍同称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历史上记者的典范。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的地位，美国拉拢**，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和州**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