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鲁迅继续坚决地**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也没有，她怎能吃到？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鲁迅的忧愤，曲折地写在新编历史小说《奔月》中，发表时，笔名为宴之敖。他解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小说中，把嫦娥刻画成一个抱怨吃“乌鸦炸酱面”而独自吞服仙药奔月的女子，意在讽刺那位一味贪图享乐的二弟媳。羽太信子是鲁迅家庭生活里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鲁迅遭遇到一个黑匣**弓；而没有这个弹弓，鲁迅不会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见许广平，将是无法预测的命运。三、鲁迅与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鲁迅西三条的家做客。坐在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中，许广平有一种“探险”的奇特情感。（编辑/廖小红）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此时的鲁迅，渐渐地春风得意，与女学生的交往也渐渐放开。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及俞芬、俞芳姐妹来家吃饭，席间酒酣畅谈之际，鲁迅举止洒脱起来，“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拳骨”，又“案小鬼(许广平)之头”—精神之愉悦，渐渐带来肢体之放松。鲁迅似乎要迎来他生命中迟到的春天了。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鲁迅向许广平解剖了自己的种种“旧疴”与“不配”，末了质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用英国诗人**的诗来应对，回答得无比清脆：“神未必这样想！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一个绝望的存在主义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锢成城堡的肉身，鲁迅对爱情陷于一种憧憬而焦虑的两难抉择。就在两人确定恋爱关系(据考证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几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爱情伤感小说《伤逝》，表达自己对没有附丽的爱情的怀疑与反思，也是对许广平的一种回答。看《伤逝》，不是看到“爱情”，却是看到了爱情死后鲁迅的“虚空”。子君的爱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坚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涓生的爱情态度则类似于卡夫卡式—打开门缝窥望自己的爱人菲莉斯又旋即闭上门来隔绝自我、逃避婚姻—退缩与警惕，绝望与虚无。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击。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