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决定性的一人-许劭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后汉书》本传）。所谓“好人伦”，即喜好人物识鉴与人物品评。在这方面，许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许劭品鉴人物，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百发百中。《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裴松之注引《汝南先贤传》曰：
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许劭品评人物，既发掘其内在的精神，也注重其外在的美质，做到内外兼顾。《三国志》卷一0《荀?放崴芍?⒁?矢?住兑菔看?罚?或问许子将，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同为璧玉一般的美质，而表现方式不同，可见许劭很善于把握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由于他观察人物准确而细致，所以往往能够预见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曰：
是岁，繇屯彭泽，又使融助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许子将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善推诚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其次，许劭创造了“月旦评”这一独特的人物品藻形式。《后汉书》本传：
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月旦评”在品鉴人物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评论人物由自发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动，同时由于每月更换题目，所以形成了有组织的人物品鉴会议。“月旦评”体现了**的精神，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避免了个人品论的偏颇。由于许劭善长鉴别人物，故名重当世，朝野士人唯恐交攀不及。《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此文下裴松之注又引孙盛《异同杂语》：
（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后汉书》本传亦称：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如前所述，“英雄”是汉晋间人物品藻的一个名目，许劭为曹操立此目，当然会使他万分高兴，只要是英雄就足矣，至于“奸雄”和“奸贼”的贬词，曹操是在所不顾的。《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一经许劭品题，便会见重于世人，足见其声望之隆与信誉之高。许劭在东汉时期是人人宗仰的一代名流，但后人对他却颇多讥贬之辞。此类议论，从三国以至两晋，几乎代不绝音。这类批评意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品鉴人物有欠公允。以曹魏蒋济的《万机论》为代表。《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
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敌也。又同书卷三八“评曰”裴松之注引《万机论》：
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据《三国志》卷三八《许靖传》载，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胁。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曹丕《典论》曰：“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座，至于手足相及。可知他们兄弟的感情一向不好，性格亦多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许劭自然难以客观地评价许靖。《后汉书》本传称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但若执此一端，便谓许劭评论所有的人物都是从主观好恶出发的，恐怕也不合事实，故蒋济说许劭“褒贬不平”有失偏颇。二是指斥他人，却不能严于律己。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
自汉末以来，**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全三国文》卷六五）
关于许劭的为人，史书无详细的记载，但观其力贬从兄一事，固非君子之所为，诸葛恪的看法应当是有根据的。三是关于“月旦评”的问题。《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祖纳认为人物的善恶与长短，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才能够充分揭示出来，而“月旦”之品人，仅限于一月之间，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这种品评方法不可据信。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月旦评”是一种及时而迅速的人物评论活动，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其作用不可完全抹杀。与祖纳不同，葛洪则将“月旦评”视为一种“弊俗”。《抱朴子》外篇《自叙》说：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他认为“月旦评”是结党营私的表现，后汉时期党人的形成与此有密切关系。它导致了士人的不团结，即所谓“朋党分部”。《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对党人的历史功过，我们姑且不论，“党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月旦评”确实与之有关，尽管这不是主要原因。显然，葛洪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亦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娬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可见对于许劭创造的“月旦评”，有识之士还是颇为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