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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1968年生人的《朝日新闻》社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野岛刚，有两本新著《两个故宫的离合》与《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在**出版。野岛刚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历时五年，重走北京故宫文物抗战期间和**易帜前后的迁徙之路，写就《两个故宫的离合》，探究北京故宫和**在历史翻弄下的命运。《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所涉及的时段较之于《两个故宫的离合》更长，它追溯了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自北宋问世以来，是如何历经改朝换代而能一再躲过烽火、**，辗转成为北京故宫至宝的曲折历程。该书堪称对《两个故宫的离合》北京故宫部分的一个细化。《两个故宫的离合》隶属于“译文纪实”，该系列中由前《纽约客》驻华记者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为“何伟”）撰写的《寻路**》和《江城》，都是近两三年红极一时的非虚构作品—如果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彼得·海勒斯的书写所代表的是驻华记者的“美国经验”，那只驻过**却非常熟悉****的野岛刚所对应的驻外记者的“日本经验”是怎样的呢？近期，笔者就此以及日本主流媒体的学者型记者生存现状等议题，专访了野岛刚。做好驻外记者要有好奇心
问：您是哪一年从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很早就树立了做记者的理想吗？科班出身的媒体从业者在日本主流媒体中占的比例大吗？野岛刚：我很早就有理想要去国外当记者。科班出身的媒体从业者在日本主流媒体中不多，日本只有三所大学设立了新闻专业，包括上智大学、同至下大学、日本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我知道****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新闻专业，但是新闻学在日本并不是主流的学问，日本没有这个传统，它是一个注重现场培养人才的**。比如，我进《朝日新闻》社，首先就把我送到九州北部、只有20万人口的佐贺市，我大学毕业时会说英文、中文，但当地人讲的话却听不懂。在佐贺呆了三年，从接触外面的人、打招呼到开始写稿，一个一个都在现场学习。一开始会失落，但是后来开始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发现自己写的文章在报纸上能够被看到，觉得能带动一些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开心的，虽然读者也不多。在日本的制度下面，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上大学学的是什么系。问：在任职于《朝日新闻》社佐贺支局、西部本社之后，您2001年开始担任驻新加坡的特派员，又曾赴**、阿富汗等亚洲**进行战地采访，其后又回东京本社担任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中，什么样的记者才有资格被派驻海外？野岛刚：我在**中文大学学中文是1989年到1990年；在厦门大学交换是1997年到1998年，一边学习中文，一边跟那边的**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他们的课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足够优秀，但做驻外记者跟做国内记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驻外记者不能选择题目，什么都要写。毕竟，驻外记者是代表一个媒体一个**，可能你所在的媒体在那个**只有一个人或两个记者，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是自然灾害，你都要写，这对记者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在日本，一般记者大概到了30岁左右，媒体就要开始很严格地把他们培养为专家，你做经济报道以后就要一辈子做经济报道，如果跑**线就一辈子做**记者。到了40岁以后，日本记者一般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自己负责的范围之外的新闻报道了，这一行太专业化了。但是，我们驻外记者不能走这个路，什么都要写，所以面对新闻时需要很好奇的心态。在日本，有过成绩很好的国内记者，被派到海外反而表现得很差；在国内表现平平的记者，也有一到海外变成优秀记者的。做好驻外记者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体力要好。在国内跑一个新闻，大概走几个固定的点就可以，但是驻外记者，像我驻新加坡时，阿富汗发生战争，就马上被派遣到阿富汗，坐两个小时飞机，下了飞机马上要进入状态。而且，在那边两个月不能洗澡，一直要吃当地的面包。这样的经验我比较容易适应，因为我喜欢在外地跑来跑去，但是很多记者无法适应，他们会想家。我一个礼拜一定要到健身房锻炼一两次身体，饮食方面也会注意控制，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都有健康问题，我希望自己一直站在第一线，我不想做什么干部，做第一线的记者是最快乐、最理想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平时尽量克制，不要喝太多、吃太多，身体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我相信身体状态跟记者的表现完全有关系。当然，做驻外记者也要有语言的背景。我们把《朝日新闻》定位为自由派
问：比起nhk（日本放送协会）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同行，《朝日新闻》在日本国内主流媒体中的特色是怎样的？野岛刚：《朝日新闻》在“二战”后一直站在反对和监督权力的立场上批评**，**那个时代**独大，所以大家把我们看作左派媒体，但是我们自己定位为自由派。问：共同社曾经派驻****的盐泽英一先生2008年年初在接受**传播学者张志安博士的访问时有一系列说法，比如“日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是**执政，但很多左派进入媒体当记者…媒体界和教育界是左派的摇篮”，“冷战结束了，左派受挫了。**"的时候，包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在内，我们写了很多赞同"**"、赞美"**"的文章，认为**的社会主义实现了我们的理想…直到现在一说起这个问题，**报纸会说﹕"**"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都写错了”。野岛刚：《朝日新闻》社大规模把记者派到****，应该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之前也有一些记者曾经驻北京。直到现在，《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于大阪创刊，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1888年开始实行产业化管理；1930年前后，与《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在东京首次形成三报鼎立局面—采访者注）还是被批评。几年前我驻海外时，报社内部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客观检讨过去自己重要报道的失误有什么原因、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然后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我们对自己做过的研究。我们回顾和反省的结论之一是，“**”后期，大家都说中日友好重要，《朝日新闻》也许有点太倾共，认为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以推动中日友好关系，所以那个时代的编辑干部，觉得对华报道如果太负面，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他们就叫记者写正面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媒体如《读卖新闻》写得比我们客观，我们现在认为自己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吧。问：在新书《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您却能直面故宫文物漂泊、离散背后的日本因素，这种情感的拿捏很冷静很平衡，2012年的“**购岛”危机以来，您这种比较亲近**的姿态与主张，在日本国内会受到压力吗？野岛刚：对我来说，故宫的历史很明显—没有日本当年控制东北和建立**以及攻打华北，中日战争如果没有爆发，故宫文物就没必要迁徙去南京，后来就不必去**。当然，“两个故宫”的产生是**内战的结果，日本因素在这里面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也可以说是比较远的原因，因为**有论者说**被**党打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既然“两个故宫”的命运，日本已经介入了很多，这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那我就这样写吧。关于“岛屿问题”的危机感我也有，这个需要双方冷静对待，不要太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吧。总体来说，我对中日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没有战略性的对立。问：您2007年开始派驻台北，提前做过哪些准备？派驻台北之后，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来深入了解这里的？野岛刚：我1987年到1992年在上智大学新闻系求学，1989年到1990年在**中文大学学中文，那个时代广东人、**人的中文讲不好，所以1991年我去**师范大学学了半年中文。那时候**刚开始**化，慢慢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个时代的**人也很有自由理想。**问题对我来说是一定要面对的，我一直都要求去报道**，想要亲自地了解**忽然又变成什么样子了。2007年开始以特派记者身份去**以后，我跟其他记者有一点不同，他们并不会天天找人做采访、写稿子，他们了解当天“**”或当地报纸的报道就可以写，以为看电视就知道现场如何。但是，我比较喜欢去现场，喜欢跟当地人说话，不管是台北还是高雄或者花莲、台东，哪里有了新闻就马上去。跟我一起采访的当地助手很辛苦，一年换了三个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