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办公室在外面，隔了很粗的栏杆，里面是病房。病房里主要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不能自由出入，时刻有护士看着。一关门，又长又重的铁锁链就“咣当、咣当”地响，像监狱一样。那是精神专科医院给我的第一印象。1999年，我刚从锦州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辽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在大学，我读的是临床医学，主修的学科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和妇科等，对精神科只有很浅的接触，内心对精神病院很抵触，对精神病患者有莫名的恐惧。上班之后的第一周，我没敢进入病房，从早到晚就躲在办公室看书。一个星期之后，科室主任对我说，“怎么办？你考虑考虑。不进病房是没有办法工作的。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星期，我找别的医生陪着，心惊胆颤地走进病房。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当时走路是贴着墙根走的。经过几次的病房体验，渐渐地，我发现医生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心里位置很高，不会轻易被侵犯。患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他们更担心或者怀疑的是别人会来伤害自己，几乎不会想着去攻击别人。当他们觉得被议论或者辱骂的时候，有可能会在幻觉症状的支配下打人。我慢慢发现，这些患者其实挺脆弱的。渐渐地，我对精神病患者“脱敏”了。2001年，我被派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学习。当年，六院的姚贵忠医生正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创建国内首个精神疾病康复基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大兴农疗康复基地。通过集体农作劳动，在类似家庭的模式中，使慢性精神障碍患者重新学习生活技能。他们和铁栏杆里的病人不一样，能做很多他们喜欢的事情。康复科医生的角色也不局限于看病、查房和发药，可以和病人有更多的交流，除了关注患者的症状，更多地是从整体上去关注他们，以“全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康复病房的护士会定期带着患者上街购物，让他们自己讨价还价，去体会真正的社会生活。不过，那个康复基地仍然是一个和社会隔离的半封闭性病房。头几年，我在康复基地遇到很多病人。他们反复住院，以至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医生反复调整药物，也许能减少症状，但并不能给病人带来快乐。病人出院后，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也缺乏融入社会的机会；在家庭环境中，很多患者家属不懂得如何照料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多患者会反复发作。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从出院，到实现精神康复，回归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惜，在当时的**，精神病人出院后只能回到家庭，中间缺乏过渡性的康复机构，缺了社会这个环节。2003年，姚贵忠医生去**学习，回来后，很激动地告诉我，**有half way house,叫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人出院以后，先不回家，而是住进**提供的集体宿舍。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药品的自我管理、人际交往的技能等。同时，康复得好的患者还可以去上班，去****提供的工作岗位上班。经过这样的过渡生活，他们真正能够回归社会了，再离开这里，回家或者去独立生活。姚医生说：“这样的机构太棒啦！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机构。我甚至很羡慕**的精神病患者，和我们的病人相比，他们真的很幸福。姚医生的理念和热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想，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的职业追求是什么？我的追求就是：经过治疗的精神病人都能好起来，能独立生活，能上班，能结婚生孩子。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好了，真正的好了。我觉得中途宿舍的模式很让人兴奋，激动，但当时（2004年）的国情下没开展的可能。“只要对病人好，我就自己做！我怀着一腔热血，真的做了。我租了个房子，带着三个病人，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年。我在康复基地附近租房子，不敢告诉房东，我是带着精神病患者一起住。后来，我在一个老旧的小区租了一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公寓，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小小的客厅。每个月800元的房租，我们各自分摊200元。卧室留给三个病人，我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他们三个都是精神**症患者。第一个是北京的男孩子，当年28岁，有**妄想症，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争吵得厉害。他反复住院和参加康复，患病有八年之久。第二个是我同学的弟弟，也是20多岁。在幻听症状的支配下，在即将结冰的公园湖水里游泳。后来，也曾有幻听对他说，“你**吧。他就拿了一盆水，脑袋伸进去，要把自己憋死，幸好被发现了。症状太严重了，家人就把他送到北大六院住院两个月。可是，直到出院，他都不认为自己有病。回到家，家人也没办法让他服药。于是，就把他送到大兴的农疗康复基地，他父亲在外面租房，专职守着儿子。第三个病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人，35岁，已经有十几年的病史。他有**妄想症，认为美国fbi跟踪他。他的父亲要求他在美国接受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治疗，否则就断了经济来源。可是，他情愿流浪。他放弃了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学业，开着一辆汽车，靠**微少的补助，断断续续流浪了十年。后来，他随父母回到**，也被反复送进医院治疗。这三个人都有康复的需求。在父母的同意下，他们住进了我自创的“中途宿舍”。白天在康复基地接受治疗，晚上和周末，就跟我回“家”共同生活。我想教病人学会自己吃药，独立生活，和别人相处，一两年后，能够回家。早上，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康复基地，我在病房上班，他们做治疗。下午，一起回家，去超市买菜。我的“中途宿舍”只有医院康复科的内部人知道，没有往外说，毕竟这种行为是冒险的尝试。体制内的各种关系很微妙。我是医生，他们是病人，如果出了问题，医院也不管，是我个人的责任。我当时只是凭着热情做着看起来很疯狂的事，即使精神科的同行们都不能理解。他们长期住院，几乎没接触过社会。第一天，我带他们过马路，都提心吊胆，像第一次领自己的孩子过马路。有一次，我们走在街上，那个美国华人突然跑了。我很慌，因为精神科医生最害怕病人“逃脱”，怕他们遇到危险，更怕他一去不返。结果，他只是跑过去，把一个拉废品的三轮车掉下来的纸盒捡起来，追赶上并帮助码放好。回来后，他气喘吁吁地说：拉废品的老人不容易，这都是他的血汗钱啊。我真被他的善良和热情感动了。慢慢地，我放手让他们独立出门，去超市，或者周末出去玩。我同学的弟弟会去他哥哥家，到了之后，会给我打电话。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有多强，很担心，很紧张。后来，发现他们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在家里，我们轮流洗衣服，做饭，擦地板，洗碗。我教他们给土豆削皮，给豆角掐尖。虽然他们的卫生习惯都很差，做的饭菜也不好吃。但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95%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都是正常的，只是服药让体型变胖，动作迟缓，偶尔会有幻听和奇怪的想法。我每天记录他们几点睡觉，几点吃药，观察他们。这是为了增加我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了解，也真的是想帮他们。我也会担心病人在晚上伤害我，睡觉的时候，各自都关门。不过，我对他们很好，他们也没理由伤害我。精神病人伤害别人，会有征兆，我能察觉。我密切留意他们，如果发现症状加重，就会调整药物。不会说，睡一觉，就被砍头了。刀一直在厨房，我从来都不收起。和精神病患者生活，就意味着和他们的症状共处。那个美国病人很想回美国，他说以后和我一起回去，天天一起玩。他认为，美国的fbi**他，以后他可以获得一大笔**赔偿。我就说，好呀，顺着他的逻辑回应一下。精神**症患者会有幻觉和妄想，只要不危害别人，或者不自残，就让他这么想着。在药物的作用下，他们都无法摆脱这些症状，我们何必费唇舌，去做无效的努力？存在于大脑的东西，很难由外人去纠正。就像有些人相信如来佛，有些人相信上帝，干嘛非要去说，“我觉得那是假的。有时候，他的症状会突然发作，变得紧张，认为fbi又对他说话了。我就劝他：“你不要太紧张，这是北京，是**，你可以去床上躺着休息一下。有时候，他承认那是幻听，有时候不承认。更多的时候，他是生活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之中。我也不去否定他，他没工作，没老婆，在疾病中生活，有美好的幻想，也是个寄托。也许，有一天，他会慢慢好起来，好像突然从一场梦中醒来。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是可以沟通的。我同学的弟弟很少说话，不过，内心很丰富。有时候，他会突然在一旁很愉快地笑起来。这种表现很突兀，我知道肯定是有症状了。我问他，他说：“别问了，不能说。我就不问了。医生是特殊的服务业，而不是别人说的专家。既然是服务业，学那么多本领，最后要落实到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是需要投入精力和感情的，如果像机修工修车一样，不能成为很好的医生。精神疾病的诊治要用两条腿走路，用药和心理治疗。医生要关注整个人，而不仅仅是用药治疗症状。当然，他们也有让我烦的时候，我在家难以安静，也不能带女孩子回来。那时候，我没有女朋友。2005年上半年，房东知道了他们是精神病患者，一直给我施加压力，要赶我们走。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也谈不上成功。北京的男孩子，后来没有了症状，就回父母家里了。我同学的弟弟，一直在吃药，但是至今没有彻底好。有一天他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悄悄攒了钱，不辞而别。他到了家，他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回来了。2005年春节，我的家人从东北来北京过春节，住在我们的房子。那个美国病人看到我们阖家团圆，也不辞而别了。我很着急，当时他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后来，才知道，他去杭州找姑妈了。但是，他的姑妈对精神病人也很不了解，对他的突然来访，感到很害怕。于是，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这些年，他仍然有**妄想症，一直住在某个城市的康复机构。他的父亲不遗余力地找到了那所据说是**最好的康复机构。2008年，我也有机会亲自去**看到了真正的“中途宿舍”—宿舍的生活环境，还有精神病人在社会上工作的场所。我终于意识到，给病人带来好处的，不仅仅是宿舍那栋房子，更是**的支持，和整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理解与接纳。现在，**内地终于也有了“中途宿舍”。在海淀区有15家，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租借的民宅，每套房间140平米左右，住6-8名康复者，不过不是免费的，意义和**的中途宿舍一样。这只是最初的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