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三部曲：寻求、逃离与同化。索尔·贝娄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奥吉·玛琪历险记》开始就确定了一种创作倾向，即主人公对自身命运的主动探求和思考。一直到《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无不贯穿着这一主题，也构成了贝娄的一种创作模式。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作品中，尽管奥吉·马奇不像其他几位大学教授一样耽于精神上的思辨，但他却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所要达到的人生目标，即“生命的中轴线”，虽然奥吉·玛琪并不十分明了这个“中轴线”究竟为何物，但每当他发现自己有可能陷入某种生活，有失去“自我”的风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抽身走开，逃避开他人或生活为他安排好的各种角色，即便是金钱、地位和权力也不例外，执著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中轴线”。其他几位主人公也都同样努力避开物质的诱惑和社会的异化，遁守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雨王汉德森》主人公汉德森在内心深处一声声“我要，我要”的催促中逃到蛮荒的非洲部落，去寻找异域的灵启。赫索格教授则在遭受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后，逃到偏远的路德村，盲目地大量地书写着日记和书信，沉迷在他对浪漫主义传统的思考中。西特林则在对早逝的天才诗人洪堡的追忆中感叹着自己梦想的破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逃离次数最多的当属《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主人公本诺教授，当他所寻找的爱和体贴的世界每次都证明是一个欲望和金钱的圈套时，他都不得不逃到他所钟爱的植物王国里，直至最后逃到冰天雪地的北极，试图用他的植物研究来医治爱情和婚姻的重重创伤。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追求美好生活和人生意义的良好愿望，即便是处在流浪境地的玛琪，也梦想着创办孤儿院。通过追求完善的自我进而到追求完美的社会人生，是贝娄的主人公们一致的理想。然而，生活回报给他们的则是一次次地伤害，于是他们又都选择了逃离。在他们的寻求和逃离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悖谬。就像他们梦想着扮演济世救俗的崇高角色，而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成为受害者、牺牲品一样，理想和现实这一对永恒的矛盾在他们身上又一次形象地体现出来。在专业领域里，无论他们怎样的优秀，但在现实生活里，却无比的笨拙。西特林既无法摆脱前妻的合法敲诈，也摆脱不了**的利用。赫索格教授的处境更加凄惨，妻子和好友勾搭成奸，他反而被逐出了家门。植物学教授本诺更是霉运连连，不仅每一次爱情和婚姻都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且更被邻人直接俘获为性的奴隶。他们每个人都在梦寻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但最终结果却都证明，那不过是荒原和废墟。他们都深切地渴望着爱和柔情，但他们却无法避免孤独的命运，所以他们都不得不一次次地逃离，也因此寻求和逃离构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生存怪圈。所以，在贝娄的这些主人公身上，能够最深切地体会到加缪所说的那种荒谬，即“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贝娄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他们相似的命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他们相信，艺术具有某种救赎功能。其中，西特林和赫索格具有最突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特征，思考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尤其是与人相关的问题。赫索格不知该如何给人性下定义，所以，他执著于思考，特别是浪漫主义传统和**教传统成为他意识活动的核心内容，并陶醉在写信和记日记这样的思想交流和倾诉中。因此，他们在肉体上远离尘嚣，难以融合在滚滚红尘之中。在精神上，他们更是超凡脱俗，热衷于与人类命运、精神家园、灵魂救赎等大字眼打交道，热衷于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但他们只要一踏出自己的精神乐土，就显得手足无措，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西特林同样偏爱沉思默想，并且提出“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只能通过艺术与诗，用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以消除”。灵魂、艺术、诗这些空灵而美好的字眼，始终是西特林意识深处的关键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字眼本身象征着美好的事物，而且是西特林的一种主动选择，正像他所说的“‘我’计划好了，要在绚丽的色彩中，带着最深切的感情，在最纯净的光明中去了解”。这种深切的关怀和了解，结果却证明是他的一厢情愿。这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救赎主题在他们内心的深深烙印，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是以人类的救赎者自居，然而芸芸众生却沉浸在世俗的享乐里，不断遭到重创的反而是他们这些念念不忘救赎世界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生存在另一个王国里，几乎成为贝娄主人公的共同选择。不同于西特林、洪堡和赫索格躲避在文学王国里，本诺教授则是栖居在他的植物王国里。本诺教授每一次婚姻出现危机时，他都躲避到自己的植物世界中，直到最后逃到北极。植物就像西特林和洪堡的艺术王国一样，是本诺的理想的生存空间。就像本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肯尼思所说的，植物王国就是他的衣服。然而本诺在植物王国的高超的**在现实国度里却出现了严重障碍，用肯尼思的话说，他植物王国的袍子或衣服并不完整，“就像艺术家无法把他的艺术衣服扣拢”。如同西特林对洪堡的追随和观察，肯尼思在本诺的生活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他同样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批评者。这就使得他同样将关注的焦点聚在人的存在问题上。他了解本诺内心的殿堂深处有一个恒久不渝的亲密的理想，那就是希望获得一些人情的满足，然而肯尼思比本诺更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了解“人们稀罕的是心脏移植、**病的特效药和返老还童术”。尽管肯尼思对本诺的处境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与时代生活隔绝而有自己充实生活的人，但是他追求他的同时代人，非钻进现代流行的利益迷宫不肯罢休，结果葬送了他这一优点”。但肯尼思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与生命分离的知识是一种疾病”。因此他一直强调人类需要一个存在的转捩点，然而他的生活证明，他也像本诺一样，是一只追随着“纵火犯的凤凰”。充分地理解别人却无法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使贝娄的主人公们成为智慧与愚拙的矛盾体。像肯尼思一样，西特林对洪堡的认识与理解，也是深刻而明晰的，他尤其理解洪堡的浪漫追求以及难负使命的窘迫，但是他选择的却是和洪堡同样的道路，那就是依靠艺术与诗的救赎。遗憾的是，他面对的结果是洪堡的落魄和早逝，他不得不怀着愤懑和悲哀承认：“全世界现在已经公认，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他那些严谨的作品，相反，恰是些漫不经心的戏作”。全世界的娱乐文化都在证实，西特林的这个结论是多么地正确无误。而这对于他和洪堡来说，又是多么大的讽刺。他们自以为身负救赎的伟大使命，结果却被当做娱乐的小丑。贝娄主人公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浪漫性情和思想倾向，使他们殊异于堕落在功利与实用中的世界，于是便产生了寻求和逃离的悖谬。这种悖谬的根源，其实是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在20世纪现代化的美国的一种变奏，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贝娄的创作属于20世纪的美国文坛，但是他的精神气质却是远远继承了西方自浪漫主义以来的这一强大的传统力量。尽管经过了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肢解，但文学传统中那种关注理想主义的英雄和他周围堕落的社会之间的冲突的文学精神，却依然留存在贝娄作品的字里行间。贝娄主人公虽然也执著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和传统的英雄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传统的英雄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最终的失败、毁灭留下的是一种悲剧的崇高美感，而贝娄主人公留下的却是带有滑稽色彩的悖谬。他们既做不了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也不肯认同当下这个堕落的社会，于是就只能成为“晃来晃去的人”（贝娄同名小说），在不断的寻求和逃离中苦苦挣扎。他们希望借助于艺术、诗和灵魂来拯救，然而现实却是，到处都是美妙动人的事情，却不包括文化在内。而贝娄的主人公，却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体现者，这就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个体和丧失文化品格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他的主人公们身上所体现的悖谬色彩以及他们对生存意义的苦苦寻求中，不难看出，贝娄的作品体现出了浓郁的存在主义特征。它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生意义苦苦寻求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这样一些范畴的思考上，那就是“烦和死亡”。这两个存在主义术语和范畴在贝娄主人公的思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最典型的就是西特林的阐述，“厌烦是由未被利用的力量引起的一种痛苦，是被埋没了的可能性或才华造成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人尽其才的期望相辅相成的。凡是实在的东西，都不符合纯粹的期望。而期望的纯粹性正是厌烦的主要源泉。而这种期望和实在的不相符，几乎是贝娄主人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种不安和厌烦是伴随着生存的必然，但他们并不甘于接受这样一种命运，于是他们不断地寻求和逃离，这实则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反抗的方式，用加缪的话来说，“反抗就是人和他自己的阴暗面之间的永恒对抗。它要求一种不可能的透明。它时时刻刻都对世界提出疑问。贝娄的文学创作，尽管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些困惑，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人类的寻求，并不意味着人生真谛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先验地存在着某种完美的人生方式，更不存在一种理想的故国旧土，人生就是一种在世，一种操劳，它拥有难以超越的厌烦和死亡。尽管贝娄在他的一些作品中给予存在问题很多的关注，但贝娄的创作却不仅止于对存在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贝娄主人公的命运也非一成不变，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就充分地体现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某些时代性。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们大多一个个地陷入了生活的危机之中，却无法在读者心中引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怜悯和恐惧”，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悲剧主人公的力量和光彩，充其量是一种非英雄形象。他们的追求尽管高尚，他们的品行尽管善良，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却没有崇高壮烈的英雄行为，也没有出类拔萃的英雄品格，而是处处显示出了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就像贝娄所认识到的：“一方面，这些教师、编辑和文化官僚们已经吸收了现代的典范作家们对现代文化的厌恶。他们对权力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和城市大众的堕落抱着反感，他们以荒原派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非常讲究。他们有钱、有地位，有特权和权力。这些在拉维尔斯坦（《拉维尔斯坦》同名主人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像他身边的另一位冷眼旁观者所看到的那样，拉维尔斯坦既不是一个逃亡者，也不是一个遁世者，而是相反，他在美国的生活非常舒适、充裕。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曾经有过困窘的生活，然而一夜之间，他成为了百万富翁。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天才，才能用思想、见解、教导制造出值钱的商品”。拉维尔斯坦正是通过把他的思想转化为商品，成为了贝娄主人公里面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或者说，他代表了贝娄主人公的最终命运。事实上，在贝娄的主人公们希求获得现实社会的认可过程中，已经埋下了他们拉维尔斯坦式的命运。赫索格教授就对自身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认识：“‘我’没有受苦于一般知识分子所引以为苦的那种主要暧昧情况，那就是文明化了的人仇恨他们赖以为生的文明。他们所爱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天才所虚构的那种想象中的人类处境，他们相信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人类真相。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赫索格的矛盾性，其实正是由于他们和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社会的滚滚欲望洪流之中，而是遥望着一个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才使得他们身上充满了悖谬色彩。在赫索格对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观察中，暴露了他认同于现代文明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拉维尔斯坦身上获得了实现。作为一个成功出卖思想并卖了个好价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再反对享乐和爱情，尽管他承认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发源地，但是他更愿意作为白宫和唐宁街的座上宾，因此为了出席里根**的宴席，他“花了一大笔钱在礼服、腰带、钻石饰纽和黑漆皮鞋上”，金钱对于拉维尔斯坦，就像从特快列车尾部平台上撒出来的一样。他不再像他的前身们一样，和美国社会这个巨大的诱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作品中，肯尼思还不无心酸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稀罕的是心脏移植、**病的特效药和返老还童术，到了拉维尔斯坦这里，一切都得到了亲身实践，他最终是死于**病。贝娄主人公的本质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20世纪后期美国知识分子的逐渐退隐和消失。事实上，从作品人物的设置上，不难发现贝娄对这一问题的矛盾心态和认识。那就是贝娄在几部作品中同时设置了两个主人公形象，并且第二主人公处在了对第一主人公进行审视、批评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