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部《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剧作品。《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浮士德个人遭遇的悲剧，而且是一部反映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天上序幕》的中心内容是上帝与魔鬼的**赛。浮士德想从天上得到最美丽的星辰，要从地上得到最大的快乐，靡非斯特认为，这是怪诞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痴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弃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赛。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战，并且也很有把握地说，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给魔鬼，但浮士德最后绝不会落入魔鬼之手。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呢？他知道，浮士德通过不断的追求定会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懂得：人在努力时，总不免会走迷路，但是一个好人在他探索中总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他在这里还充分估计到了魔鬼在人类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
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上帝的这些看法包**深刻的意义。这里歌德对原来浮士德传说中的所谓“善”与“恶”的对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跟传说中不同，在这里“善”与“恶”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两者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又彼此斗争。所以，人在努力时会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过摸索又会找到正路。但更为重要的是，“恶”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破坏性的，它还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所以，倘若没有“恶”的存在，人们就会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善”与“恶”处于经常的对立斗争之中，人们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歌德对“善”与“恶”的一种辩证的看法。歌德的这个思想在《浮士德》里就是通过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的。魔鬼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后必然以毁灭告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和魔鬼并不是争论浮士德个人的命运，而是争论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是把浮士德看作人类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大谈人世的苦难和人类的罪孽时，上帝没说别的，只是问他：你认识浮士德吗？在随后的争论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只说“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这就告诉我们，即将出场的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人类的代表，他所经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上帝与魔鬼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浮士德这个个人最后是否得救，而是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到底是不断发展，还是日趋灭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剧的主题。《浮士德》这部诗剧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第一次见到浮士德是在一个深夜。一盏昏暗的小灯，映出了一间狭窄的哥特式书房。这种气氛烘托出学者浮士德内心的苦闷。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读了无数的典籍，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是个“傻子”，一点真正的知识也没有学到。使他更为悲愤的是，长期的书斋生活使他脱离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动的自然里面，
你却背弃了那儿的自然，
埋没在这儿的尘烟，
你和这些死骨相周旋。他不想再去啃死的书本知识，而要认识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挥酸汗说那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要认识什么把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要看看万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辞令。抛弃死的书本知识，要求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试图揭开宇宙的秘密，了解万物的起源，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要求，因而也是浮士德觉醒的标志。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不易一下根除，因袭的重负还压抑着浮士德的心灵。就是在他以巨大的勇气抛弃了以**教教义为基础的僵死教条去探求宇宙根源的同时，却又走上错误的老路。他不了解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以为像过去一样，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就能获得他所企求的知识。于是，他打开《大宇宙的符征》，想借此来认识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这个符征中，他虽看到了自然现象和谐的联系，但这不过是好看的“幻景”！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呼喊道：“无穷的自然，在那里我能把你捉住？强烈的求知**使他以为不经过实践单凭主观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认识绝对真理。于是他召来了地只，即大自然的象征，感到自己同它十分相近，并称自己是它的“同类”。但是地只却回答说：“你相似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而不是我！地只的回答说明浮士德在旧的道路上追求知识已经失败。这时浮士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也正是在这时，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贪求知识的最大障碍。他知道自己置身于“错误的大海之中”，他周围的世界犹如牢笼，而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囚徒。他悲痛地想起布鲁诺、伽利略这些先驱者的遭遇，向那个罪恶的社会发出悲愤的控诉：
啊，说什么认识哟，认识！谁个能呼唤小孩的真名？古来有几位认识了点的人们，
他们都是大愚，不会明哲保身，
向着庸众披示了意见和感情，
已经遭受了**和鼎镬的非刑。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冲出禁锢他的牢笼，**妨碍他求知的现实世界，以实现他了解宇宙的那种不可抑止的主观欲求，就成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他不顾可能“冲向虚无”的危险，为了“打通那条出路”，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他相信，通过**，可以到达一个“纯洁活动的新的境界”，在那里可以实现他的追求。因此，浮士德**并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悲观绝望，走投无路，因而放弃追求，自我毁灭。浮士德的**是他那种为了认识真理，一切都在所不惜的主观奋斗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坚持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错误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士德决定**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萌发出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认识，他说：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人的威力不亚于神。浮士德把**看作是一种“行动”，而且要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人有能力实现他的要求。尽管**这种行动对认识真理毫无价值，但浮士德终于意识到行动的意义，认识到行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浮士德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因此，打算**就成了浮士德在因袭的错误道路上继续向前的一个终点，也是使他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当浮士德举起盛着毒**的杯子欲饮之际，响起了复活节的钟声，传来了天使的歌声。这在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走进书斋以前经历过的那种自然朴素生活的快乐情景。“昔日的追怀**我年幼时的情感，在这最后的，严肃的一步把我引回”。浮士德现在想起，在他所诅咒的现实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还有实现他的要求的可能。一种美好的憧憬驱使他走出书斋，走向原野和森林。复活节的早晨春光明媚，浮士德由瓦格纳陪同走过欢乐的人群，来到充满生机的田野。这里，作者把浮士德和瓦格纳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放在一起，通过他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和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揭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时代精神。大自然的生机，人民的快乐，使浮士德无限感慨，他觉得这儿是“真正民间的天下”，只有在这儿，人才可以说“我是一个人”。瓦格纳对这一切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人民的欢乐简直是“粗暴”，他们的歌声象着魔似的难听。浮士德看到大自然永不止息的运动，希望自己也能象小鸟似的立地飞升，在无边的天空自由翱翔。瓦格纳则表示，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精神快乐来自另一方面，即从书本到书本，从这章到那章。浮士德说，他希望能有“一件魔术的外衣”，把他引向“海外的异邦”，预示他将借助魔鬼的力量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浮士德这一大胆的想法使瓦格纳惊恐万状，赶忙劝浮士德千万不要去惊动魔鬼，否则就会陷入灾难重重的境地。浮士德和瓦格纳性格上的对立是多么鲜明。浮士德向往自然，热爱生活，瓦格纳脱离生活，仇视人民；浮士德追求真理，有远大抱负，敢想敢做，大胆无畏；瓦格纳一味追求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理论，前人没有说的话不敢说，前人没有做的事不敢做，鼠目寸光，谨小慎微。总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冲出封建经院思想的牢笼，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纳则竭力维护这个过时的思想体系，决心继续沿着现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对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势力的斗争。浮士德代表了觉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纳则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封建势力。浮士德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瓦格纳站在**的一边。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由于对历史发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分道扬镳。瓦格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销声匿迹，浮士德则跟着历史的步伐愈来愈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外出散步回来，浮士德又走进他长期国居的书斋。接触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烦恼并没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得不到满足的原因。为了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来文的古本《新约圣经》，打算把它译成德文。头一句话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认为这句话不能照译，因为对“道”不能估价太高。他想到几种译法，都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感情。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一种说法，于是欣然落笔，译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谓“理论”，并且把这些理论教条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们强迫人们只准对这些“理论”作烦琐的推论，而不准人们从事有碍于这些理论的实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打破教条的统治，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就必须行动，因此实践对他们来说便成了一条重要原则。浮士德的这一改动，不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也说明歌德本人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深刻理解。在这方面他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言论，例如靡非斯特说的“灰色是一切理论，只有生活的金树长春”这句话已经成了人们的座右铭。从“泰初有道”过渡到“泰初有行”，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伟大飞跃。现在他要“跳进时代的奔波，跃身进事变的车轮，不管痛苦和欢乐，失败和成功相互变换，大丈夫只是不停地行动”。他决心走向生活，通过行动来满足他的追求。这样，他与魔鬼的订约就是势在必行。正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假如追求着的浮士德不再进行纯精神的苦斗而转向‘实际生活’，他就不得不与魔鬼结盟。这是为什么呢？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有许多陷阱；而任何一项行动的结局都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有两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这样，浮士德要享受人生，从事实践，就给专门作恶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响的可能。关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让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乐趣。这对长期过着枯燥无味书斋生活的浮士德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本质的方面。对立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浮士德所理解的生活并不是库非斯特所认为的那种低级庸俗的，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要求，浮士德把生活看作是他从事实践的场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浮士德并不象靡非斯特所认为的那样，把生活享受当作目的，而且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手段，看作是发展自己个性和认识现实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些本质的方面，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对立的统一，他们订约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他们又各有各的打算。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两个订约是由于浮士德在求死未成、求生不能时给魔鬼钻了空子。更不能说，浮士德这么做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歌德是完全从积极意义上去写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在歌德看来，人类是在同各种恶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前进的。浮士德离开了靡非斯特就不会有任何作为，没有靡非斯特，他也就没有了促使他前进的对立面。浮士德无论在“小世界”享受人生还是在“大世界”从事社会活动，靡非斯特都跟他影息相随，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离不开靡非斯特的帮助，即使象与海伦相会和改造自然这样的伟大行动也不例外。因此，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