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作为一国**，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可见，袁世凯最初对于“二十一条”的反感是相当强烈的。情虽如此，袁世凯毕竟是一个老练的**家，他不仅深知**的贫弱，也洞悉日本此举的凶险，故在接到“二十一条”时，袁世凯虽然震惊，但并未怒形于色，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主管办理。在日使辞出后，袁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三天，详议对策。袁在告知他们日本“觉书”（即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后，指出日本“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觉书第五项竟以**看待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此后，他便与梁士诒等密商避重就轻的办法。对于“二十一条”，袁曾逐条批注，整个谈判实即袁的指示进行（例如，对于第一条，袁批为：此本于前清**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此条不必过于争论。对于合办矿业，批称：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称：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称：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得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于汉冶萍矿厂，批称：这是商办公司，**不能代谋。对沿海地区之让与，批称：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称：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与杂居。至于第五号，批称：此项限制我国**，简直似以**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那么袁世凯又是如何掌控交涉进程，其交涉手段有何特征？又该如何予以客观评价呢？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档案中的相关资料，通观其谈判全过程，袁在交涉中的外交运作大体如下：施展拖延术，谋求有利于中方的转机。为使谈判能遵行**的意旨进行，袁世凯在谈判尚未正式开始时，就再度起用了善于应对困难局面谈判的陆征祥，由他担任外交总长主持谈判，换下了在对外交涉上不那么在行的孙宝琦。对即将开始的谈判，袁的交代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征祥心领神会，于是想出了许多计策，与日方展开了周旋。如在谈判时间上，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天天谈，全天谈，以尽快结束，免得引起国际干预（《加藤外务大臣复日置益电》）（1915年1月26日）陆则以事务繁忙、身体不好为由，坚持把日本的天天谈变为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二时至五时。并在每次会议的开场白后，既命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烟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已变成了二小时了。在谈判中，陆容颜和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对某些条款作出妥协，但在某些方面，仍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如此反复，这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1915年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即可看出交涉之艰辛。然而，一味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到1915年5月1日，双方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谈判，由于**的最后修正案仍然坚持对日本所提诸多条款的修改和拒绝（如中方1915年5月1日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虽承认日人在南满之居住营业及土地租界权，但不允永租，并要求日人服从**警章，与华人纳同样之各种税课，且关于土地之争讼，无论**人与日本人，或日人与日人，均归**官吏审判；于东部内蒙，则拒绝我合办农业及经营附随工业之提案，且不但要求胶州湾之无条件归还，及参加日德讲和会议，更要求日本**负担**因日德战役所生损失之全部，并即时撤废日本因战事之军事设施，先行撤退占领地之守备兵；而对于第五项之各条，则全行拒绝）。日本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下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固是对**的极大侮辱，但是也证明了****在谈判过程中的“软磨硬拖”也并非是全然无效的，至少也让日本在国际舆论面前暴露了其狡诈、蛮横和无理的形象，从而在舆论上陷于不利。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依照袁世凯的经验，欧美列强对日本企图独**国决不会袖手旁观，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也因担心招致他国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严格保密。袁世凯窥破这一点，有意将“二十一条”条款内容泄露出去，以实现其借助外力以牵制日本的方略。于是，外交总长陆征祥上任伊始，就走访沙俄驻华公使，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信息故意泄露给**
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半个多月后，袁还通过专办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将此事透露给西方记者，又通过他们（英国记者端纳和袁的**顾问莫里循等）将条约有关内容披露给《**》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密电驻英公使施肇基，让他“以个人名义，作为紧要风闻，向英国**密探”。袁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则“每天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23页）。由于消息泄密，各国乃纷纷对日本提出质询，并对日被迫向各国提供的“二十一条”删减本提出质疑，使日本处于十分被动难堪境地，并不得不承认“二十一条”第五号条款的存在。此外，由于“二十一条”条款外泄，引起各国密切关注，其中尤以美国为烈。即便在日本已迫使**与之签订条约后，美国仍向北洋**和日本连致两电：其一称：“凡****与日本**业经议定或将来仍须议定之合同，并所允认各节，美国**对于该合同与所允认各节内所有损害美国**及美国人民按约所有权利之处，并损害**国政**、领土权、或各国与**邦交上名称所谓门户开放主义，一概不能承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节略》（1915年5月13日）另一电则提出：“凡现在所商之条约合同，其中如有关于外人在**，或**一部分地方之利益，本公使深望即行知照本国**，本国**即能按照条约中原有均待各国之理，分享他国所得之特别权利”。美国之态度，对日本独**国的野心和嚣张气焰，不能不谓是一个大的遏制。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消极**。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的次日（5月8日），袁世凯已决定与日签约，在其召集的国务会议上，袁发表讲话，称：“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使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时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以上讲话，既可视为袁为自己即将与日签约辩解，但也可看作袁在不得不与日签约时愤懑之情的宣泄，或许这两者实为兼而有之。不过从与日签约后，袁同意将条约签约日定为“国耻日”来看，似乎后者的成分要大于前者。条约签署后，袁将**“二十一条”的希望由外交交涉转为消极破坏。如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所谓的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聘用日本顾问等，虽被列为接受条款，但袁授意参政院在《惩办**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条文，对被聘的日本顾问则暗中排挤，一如袁世凯对其秘书曾叔度所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举效果如何，曾任袁秘书的曾叔度在忆及此事时引日人言：“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他的消极**固然不会真正使“二十一条”形同废纸，但在**日本对华侵略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