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与评析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历史上第一流的**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三国志》
纪传体史书。西晋陈寿撰写。刘宋裴松之注。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入晋,张华爱其才,举孝廉，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传世著作有《三国志》65卷、《益部耆旧传》14卷（原10篇,《说郛》录存1卷）。此外有《古国志》50篇、《释讳》、《广国论》等，又辑《诸葛亮集》24篇，均佚。《三国志》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60年间的历史。最初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后世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陈寿撰《三国志》之前，魏国已有官修的王沈《魏书》和私撰的鱼豢《魏略》两种史书，吴国也有官修的韦昭《吴书》，为陈寿撰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唯蜀汉可据的文献不多，但寿本蜀人，留心蜀事，熟悉蜀汉掌故，终亦裒辑成书,完成了这部“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的三国史。自此书一出,其他三国诸史尽废。《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有“纪”而吴、蜀无“纪”，这是因为此书写成于西晋，晋受魏禅，所以奉魏为正统。不过陈寿并未因此就对各方人物任意抑扬褒贬，他还是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断。比如书中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三国志》文章简略,因而总的来看,不如《史记》那样气势磅礴、精美生动，也不如《汉书》行文严谨细密、周备明晰，不过有一部分传文，也还颇见精采，如《诸葛亮传》，选取主人公一生的几个关键事件—隆中对、赤壁之战、六出祁山,加以重点叙述,基本上写出了诸葛亮忠诚款至、鞠躬尽瘁的风范和品格。又如《张昭传》、《周瑜传》、《张辽传》等都以简约的文笔写出了人物的个性，颇有动人之处。陈寿撰《三国志》毕竟还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如全书无表、志,就是文献不足的缘故。魏国文士丁仪、丁□无传，建安七子徐□、刘桢等五人仅附书于王粲传后，寥寥数语，三国名医张仲景无传。因此，正如裴松之所说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东晋以后，旧史料陆续发现，至刘宋文帝时，裴松之奉命为之作注。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览坟籍,立身简素,曾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著有《三国志注》、《晋纪》等。裴松之注《三国志》,“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上〈三国志注〉表》），“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刘知几《史通·正史》），意在增补事实，考订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博引群书达200多种，分量超过原书三倍,后世或讥其“繁芜”，但它的长处，在于网罗繁富,凡六朝文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三国志》及注所记录的历史故事，1000多年来在民间广泛地传播着，对后世文学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唐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模仿张飞、邓艾的形象作游戏；北宋说话人以“说三分”（讲三国故事）为重要内容；元代出现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到明朝初年，罗贯中又进一步加以艺术创造，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以《三国志》为依据，在史实的基础上又加虚构。此外取材于三国故事的绘画、雕塑等也屡见不鲜。《三国志》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最为通行。清王仁俊有《三国志佚文》一卷，收入《经籍佚文》丛书。近人卢弼有《三国志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