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上对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用人不当，二，改革触动了当时保守派所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利益。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这两个所谓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客观的来讲，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在立足于当时，针对社会**经济的弊病进行革新，富国强兵，但不敢说什么富民。虽然孟圣人，民为贵，社稷轻之的思想是儒家正统，但封建士大夫断不会把它当了真的，只要**财政充裕了，皇帝高兴了那就算是功德完满。当然顺带造福了老百姓那也算意外之得，更能博得好名声。变法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皇帝的支持而不是百姓，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忠实的为他们的后台老板皇帝代言。否者，你下去吧。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领悟了这一精髓，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他的后台老板宋神宗一直不遗余力、力排众议论地支持到底。1067年，神宗嗣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总想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达过，要将国库充实起来准备打仗。作为一个积弱多年的**，新皇帝的想法有些急于求成了。他急需一个可以支持他大张旗鼓高歌猛进的宰相。在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等（可笑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受到了王的无情打压）的推介下，加上王安石自己做地方官时候积累的名望，他就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职位连续升迁。一个急于求成，一个雄心勃勃，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王安石顺利出相，在皇帝支持下开始变法。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神宗之所以变法，并不是要百姓“安居乐业”，他只是希望小小的穷兵黩武一下，所以从一开始，这次变法就充满了剥削色彩，这就是皇帝给熙宁变法定的方针基调，这就注定了变法的先天不足。这就是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老板给了王安石这个命题，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围绕它展开，与富民何干？出发点是好的，那就要来看看这个执行者的情况，计划总是要由人来执行的，王安石一个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唐宋八大家的名头可不是吹的。同时他也是政务高手，在做具体事务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想法，20多年一直心甘情愿呆在基层工作，不愿入朝做京官。善待老百姓，具有崇高的官声与民望。变法前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的火。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他用天然纯真近乎痴的的个性与完美的个人品行获得了后人的赞誉。但正因为他的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注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果敢自信、生机勃勃。但必须有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度量，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但王安石这位有名的“拗相公”取太过自信，且不能容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当下有考证说，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所以不善听取不同意见，因而树敌过多。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包括伟大的列宁同志对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赞赏有加，罗斯福执政期间，曾派副**华莱士来**，搜集有关**古代宏观经济调控的资料，以为罗斯福新政做借鉴。其中有有相当重要的资料，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王安石变法不放在任何环境中看确实是创举，可是真正实行下来，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多少损失！确实，按照林语堂的说法，这王安石变法确实是一个疯子的妄想！首先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满足宋神宗老板富国强兵**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理财，理财说白了就是搞钱，但这个钱该怎么搞呢？你不能平白的让大宋**自各铸钱玩，社会流通货币必须和社会财富存在一定比例关系，以此来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社会。同时在当时有没有所谓的对外贸易。可以改革开放，挣外国人的钱，余下的只能搞活经济，但在当时自然农耕经济占绝对主导，商业作为微末的当时，财富总量是一定的，短期经济改革很难凸显成效，王安石一头指望着高歌猛进，短期成效便有了**的味道。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活动起来，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他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他是光顾自己一逞**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漠视弱势群体的血和泪。**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今天很难理解一个好的改革方案怎么会闹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皆怨声沸腾。同时改革者还要钳民之口。作为一个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中已经找不到踪迹，他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都抛到了脑后。易中天说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民怨与他何干。大夫公卿反对与他何干。老子认定的事十头牛都休想来回来。君子退则小人进，**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人坏法”。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得到主流士大夫的支持，只能选择一些有冲劲但未必有人品的人来执行他的新法，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用人主旨的看法，但我觉得也对也不对。王安石选用的这些人有些是有些才能，但未必是对变法有益的才能，还有些连才多说不上，只单单是能够支持表法，为变法摇旗呐喊，便也委以重任。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臣册中。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一个在文坛有才名，做官有清名，做人有贤名的王安石怎么就和这帮子人厮混作一堆了呢？王安石自尊心太强了，也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同时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这使得在待人处事中表王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异己的斗争。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人格惹的祸！而那一帮**佞之臣往往没有立场，唯利是图，可以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对王安石马首是瞻，在此急需用人之时，使几乎孤立在士大夫之外的王安石有了依傍和归属，便引为知己做了同志。王安石由于其过于自信偏执，得不到大多数比较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也给**诈小人以专营之机。不无法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说完了变法目的的天生缺陷，变法领导者和支持者的人格缺陷，接下来要考究的是变法的法自身有没有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当时最主要的一项变法也是后世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所谓青苗法就是由**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凡为官者必有私欲。烂透的大宋王朝，新**为一条生财之道。为了最大的谋取私利，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利率提到了30%。到最后青苗法代替民间资本成为官家垄断的**生意。他们还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当时因为还不了钱的百姓很多，没有即时逃亡的就被投入监狱，老百姓坐牢之后，田地自然就荒废了。在当时原始的自然经济下，没有重大的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力很难在短期得到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依靠人，当大量的劳动力投进监狱，或抛荒盲流后，财富还靠什么来积累，这创造的钱怎么也不会比以前多，可是皇上还等着看变法的成效，这个成效就是眼睛看得见的钱财。恶性循环之下，逼迫更甚，从而导致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原因，强行摊派，政绩工程的荼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青苗法的实行完全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从王安石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苗法和常平法本应当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来实施，而不能有一个机构来实施。应为青苗法本身是有赢利性质的，而常平法则无赢利性质。两则共为一个机构的职能，势必成为寻租之牺牲品，无法执行常平的只能。而常平不在青苗法必成搜刮民膏之猛虎。王安石公然允许青苗法之收益添支吏人餐钱，吏人必定运用常平之力量，更加增大价格波动，并运用青苗法获取暴利。王安石变法前，大宋有常平法，即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