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从多方面来解释。第一，任何一个**的兵制，动员力与其自身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产力有关的，受制于经济基础！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战争是不同的，史书记载的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常见于战国，而不见于春秋，这是因为春秋与战国的经济基础不一样，而作战的动负方式也不一样，先看春秋，春秋时代，社会分为6个等级即天子(周王)，诸侯(国君)，大夫(中级贵族)，士(小贵族)，民(平民，有人身自由和少量产业或者土地)，隶(奴隶，无人身自由无产业，作为一种财产)，名义上周王是所有土地的拥有者，他通过分封的形式将土地分给国君，留下一部分作为王领，国君又将土地分给大夫们，留下一部分作为公领(国君的直辖领地，非公共领土)，大夫们又把土地分给士和民，留下一部分给自己称为家邑。士和民分到的土地上，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士和民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并承担一定的贡赋，徭役和兵役(即只有财产使用权和收益权，无产权)。奴隶作为财产，只是会说话的牲口，不享有财产权。因此有战争发生时，只有士和民才有入伍作战的资格，奴隶没有，只能承担后勤之类的活动。所以春秋战争只记载战士的数量，不计录后勤人员的数量。而周制对各方保有**数量是有规定的，《周礼·夏官·序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也就是说周王只有75000人的**，秦国，晋国，齐国这样的春秋大国最初只有不到40000人**。一军的首领被称为将，将军就是如此来的，而周礼有规定，凡出征则攻守各半，即打仗时，全部**派出去一半，留一半防守，如果周王下令出征就派出三个军。将三个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以上军的将军作为最高指挥官。这就是上将军的由来，春秋时代作战是以战车为核心，一辆战车称兵车一乘，古时一车四马谓乘，一乘既是战车的称谓也是军事编制单位，一般一乘为：四匹马，一辆战车，配属甲士三人（乘车），步卒七十二人。也就是说古代所谓的一乘共有75名士兵。注意能乘车作战的都是贵族，即大夫和高级的士，一般的士和普通的民只能作为步兵，另外楚军一乘战车是配备的一百名战士，比中原七十五人的编制要多。包括乘车的三名甲士和97名步兵。另外，据说一辆守车有二十五名役徒(即后勤补给人员)。这样，楚军一乘兵力达一百二十五人了！春秋时期的战争动员是这样，在没发生战争时，国君将自己直辖领土上的士和民作好统计，编入军册，各大夫也要将自己的领土上的士和民作好统计，编入军册上报国君，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硬性规定，比如一个大夫的领土大(大邑)他就必须出兵车三十乘，即遇战时他要派2250人，而另一个大夫的领土小(小邑)他只需出兵车十乘，即派出750人即可。战争爆发时，国君动员自己的直辖部队，而各大夫也按规定派出自己的部队加入，然后将汇总在一起的部队编练成军。而春秋时代，当兵作战，装备武器是自备的，而且没有固定的军饷，如上面所说的大邑小邑的大夫们如果遇到出征，必须自己装备部队承担费用，当然作战期间会有经济补帖，战胜之后有战利品分享，如果夺取了他国的领土，有功的大夫会有更多的土地赏赐。如果打输当然就亏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愿意打仗，如果认为国君发动战争，对自己无益，有害。有的大夫就会敷衍了事，只派出少量部队或者根本不愿出兵。如卫懿公养鹤成痴，终日只知奢侈**乐，竟赐给鹤官位和俸禄，因此遭致臣民怨恨。公元前660年，赤狄攻打卫国时，卫国大夫们都拒绝派兵作战，结果卫懿公兵少战败被杀。这就涉及到春秋一个著名的现象，即与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我臣子的臣子不是我的臣子。周王无法也不能直接命令诸候手下的大夫，诸候无法也不能直接命令大夫手下的士。这也导致春秋时代多国的内乱。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战争时间甚至只在一两天，如卫国的州吁纠集宋、陈、蔡等国以郑伯不孝的罪名讨伐郑国，只打了两天，第一天郑国人闭门不战，第二天州吁下令把郑国田里的麦子割了作为战利品，就撤军了。再如晋文公的城濮之战也只打了一天，击溃了楚军就完了，也不追击。而秦国伐郑国时，也就派出了兵车三百乘，二万多人。兵力也不多。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变了，首先是私田的出现，即在井田之外，开垦的新田，井田不能买卖，私田可以买卖，井田要交税，私田不交税，所以无论贵族和平民，甚至国君都热衷于开私田，而井田日渐荒废，而国君的税源也在减少。其次，经过春秋弑君三十六，**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洗礼，各国国君都在想法扩大手中的权力，以免如前辈一样被架空，弑杀。各国都开始变法活动，变法的实质就是将大夫们(贵族们)手中的权力与资源集中到国君手中。就必须释奴为民，以官僚替贵族，以商鞅变法最为突出，废井田，即井田与私田不再区分，扩大税源，承认平民的土地所有权，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就是打击贵族的世袭特权。随着经济基础与社会制度的改变，确立了国君对每一个国民的控制权，国君的军事动员令，直接落到了每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平民身上，春秋时代的士卒制被戌卒制取代，每一个成年男性除特殊情况以外，都要按规定服兵役，兵役是义务性质的，有补偿和军功奖赏而没有军饷，但是军事装备由以前的自备和贵族提供，一律变为**统一提供，这样被动员参与战争的人数就变多了，战争规模变大了，春秋以前的史书只记录参战人数。而战国时期，凡应征入伍出征的人都被记录在其中。而其中真正参与一线作战的战士只占少数，大部分人只是预备队和后勤部队，而且是釆取轮戍制。即“卒更”。“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秦汉时期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即每年需要服役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结束后便可以返回，换其他人继续服役。也有因农闲时期延期二个月的，这样更替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但由于需要的时间和组织性很高，所以对**的统计很容易出错，而且那时单兵装备很差，士兵装皮甲，持铜戈，战车逐渐开始淘汰，而骑兵也登上历史舞台不久，既不钉马掌，也没有马蹬，更没有马具甲。所以战国时期的战争看起来动辄几十万人。而秦军以斩首记军功：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即：斩下一个敌人首级，赏赐爵位一级，田1顷，九亩宅居地，可以获得一个奴隶或仆人。所以秦军往往热衷斩首**，所杀之人也未必都是军人。而有可能只是平民，这样在后世的记录中也有可能夸大了人数！而在后来的王朝中，铁器普及，单兵装备更好也更贵，出现了有军饷的募兵制脱产专业化职业化的军人。这种情况下，统计更清楚明确，**人数也就没有战国时代那么多了。